颐和园中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化

    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中国园林伴随着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而逐步形成发展，成为可游可赏可居、体现园主人格追求和精神世界的场所。中国园林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东、西方造园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流派都对中国园林产生过深远影响，成为园林创作的主导思想、造园实践的理论基础。儒家倡导的山水园林是美育人性的空间；道家的“道法自然”、“壶中天地”等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哲学文化基础；佛教追求的佛国净界和丛林制度促成了佛寺园林艺术空间。

    “君子比德”是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民同乐”是封建社会公共园林的仁政文化追求，“兼济”、“独善”等思想规定了古代士人园林的风格。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征理想人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儒家的主要典籍对君子有过多种界说，其中，“君子比德”说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阐述君子人格的方式，“所谓比德，是指以自然物（山、水、松、竹等）的某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人的道德属性，借为人的道德品格、情操的象征，因之赋予自然物以道德意义”。儒家在描述君子的人格特点时，常常以自然物的各种特点来象征君子的各种品德，使君子形象通过自然物表征出来，从而使君子这一道德上十分完善的伦理人格形象化，变得可亲可近，可感可触，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因而，在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中，都把“君子比德”说作为儒家的美学理论来加以阐释。确实，“君子比德”说鲜明地反映了儒家的美学精神和审美兴趣。

    纵观我国园林史,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盛世兴园。凡是国泰民安,必是大兴园林之时,反之也如此。

    孔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也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持；水则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着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

    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常常能够明察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某种标准或规则，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活跃的、乐观的。仁爱之人则和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这也是颐和园仁寿殿命名的真意。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遵循了“法天象地”、“道法自然”等道家思想，造园的过程从哲学层面阐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道法自然是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认为，“道”虽是生长万物的，却是无目的﹑无意识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发展着。颐和园“一池三山”的整体布局体现着这一思想。

    佛教传入中国后，即改变了早期印度佛僧不事农桑、栖居窟龛的生活环境。唐代以来，禅宗佛学所倡导的“心性本净”、“无所往而生其心”等思想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影响到文学和园林的发展。佛寺园林成为佛教文化载体艺术空间，佛家所描绘的“佛国净界”，其景象其实是一个园林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