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阿大秦村遗址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铜城街道大秦村东，遗址所在区域为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程东阿大秦水库的选址建设地。2016年11月，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有文物遗迹，接到报告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阿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暴露出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铭文初步判断遗址所在原为北魏定国寺、唐代龙兴寺和后周天齐大王行宫。

    遗址位于水库偏东部，距地表深约6米，上部覆盖有厚厚的淤泥层，核心区域南北长约145米、东西宽约110米，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仅清理了淤泥下的地表遗迹，未能继续向下发掘。从出土遗物判断遗址的时代从北魏末年一直延续至后周宋初，由于延续时间较长，破坏比较严重，未能发现属于北朝、唐代的遗迹，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为后周时期的天齐大王行宫。     

    天齐大王行宫平面略呈曲尺形，南北最长约84米、东西最宽约70米，四面有断续存在的围墙，围墙坍塌严重，地表仅见隆起痕迹，东南方向围墙基本无存，围墙宽约2.5～3.8米，残高约0.3～0.5米，从解剖的东墙看围墙应为土筑，掺杂有较多烧土、砖瓦碎片等，未见夯打痕迹，围墙内侧有排列规整的树桩。行宫内以前后主殿、石香幢、香火坛、门址构成的中轴线为中心，主要建筑东西对称分布，中轴线东西两侧为厢房建筑群，其中主殿西侧为偏厢建筑群，残留房址5座，偏厢南部为西厢房建筑群，清理房址4座，西南部凸出部分仅存房址1座，主殿东侧为一处偏殿建筑，偏殿南部为东厢房建筑群，清理房址2座，这些建筑基本上均为砖砌，台阶、散水、铺地砖、门砧石等保存较好。行宫整体布局严谨，房址之间由庭院间隔，房址前及庭院内可见成排树桩，疑为经过规划的绿化树。

    行宫范围内出土文物种类丰富，制作精美，主要有功德碑、石佛像、石佛像台座、陶瓦当、陶建筑构件、木制品、瓷片、铜钱等遗物，三块功德碑以记载碑主生平为主，从碑文看碑主均担任过济州刺史一职；出土钱币主要有五铢、常平五铢、永安五铢、开元通宝、波斯萨珊银币等；出土瓷器窑口主要为定窑、邢窑等，器型以碗、罐为主，部分器物底部有墨书；出土木制品主要为椽木、坐斗、木梳等，此外香火坛中还出土有疑未烧透的圆形方孔纸钱。从发掘情况初步判断行宫内建筑大量重复使用前代物品，部分房址可能有改建现象。      

    唐代龙兴寺虽已不存，但行宫范围内出土较多与龙兴寺有关的遗物，如开元二十五年龙兴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青釉碗底墨书“龙兴寺”，唐开元九年造像题记、景云二年造像题记、线刻人物供养等。龙兴寺至少应建立于初唐，可能毁于盛唐之后。

    遗址内出土的一通刻于北魏永熙三年的功德碑中提到“定国寺主、寺都维那”，疑定国寺即北魏末年的遗址所名，这一时期的遗物主要有大魏造像题记、北齐河清三年造像题记、乾明年间造像台座等。      

    行宫外围还零散发现有房址6座、井1口、墓葬1座，房屋由于破坏比较严重，仅余底部基址。      

    遗址西北约100米处地表采集有大量陶瓷片，该区域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初步判断为一处聚落遗址。 

    大秦村遗址历经多次兴废，最终废弃于五代宋初，从现场情况来看应属于有意识的毁弃，毁弃原因可能与自然水患有很大关系，遗址上部覆盖有厚厚的淤泥层，揭露的地表可见芦苇等淤积物，遗址最后一次废弃后应被河水淤没。      

    大秦村遗址是山东所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宗教遗存之一，天齐大王行宫遗存在目前国内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中属于首次发现，为研究泰山信仰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资料。大秦村遗址内出土的北朝碑刻、石造像、墨书瓷器、圆形方孔纸钱、椽木、坐斗等均属重要发现，填补了该地区的考古空白，对于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传播、水文变迁、民众信仰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李宝军 吴志刚 刘荣 张召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