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新区马场镇高峰山脉以东,是一片开阔的山前平原,马场河在这里自南向北蜿蜒而去,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马场河两岸的布依族村寨星罗棋布,其中在河东岸有一座名为龟山的小寨子,隶属于平寨行政村。

    寨子东行约0.2公里有一座东西狭长的孤山,形似一头侧卧的牛,当地人惯称其为“牛坡”,上有宽敞山洞,宽约8米,进深3至7米,被称为牛坡洞。

    2011年秋,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调查队来到平寨村龟山组的牛坡洞进行调查。

    当看到洞内岩壁上胶结的陶片、石器、兽骨、螺壳以及古人用火形成的木炭等遗物时,着实令所有专家兴奋不已,一致认为这是一座保存状况较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坝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自2012年10月开始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 

    目前,发掘工作还在进行。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对牛坡洞遗址的了解也逐渐深入,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也开始显现。

    在距今10000年前的欧亚大陆上,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石器时代革命,促使人类社会开始从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如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农业的发生,等等。

    根据地层的堆积关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对牛坡洞遗址样品的测试,判断遗址最早大约在距今10000年以前开始有人类居住,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甚至更晚。

    牛坡洞遗址所处的时间范围,恰好在新石器时代革命发生的时候,意义十分重要。

    根据遗址发掘和初步的研究成果,牛坡洞遗址大致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个时期,既可能是同一个人群在这里持续居住生活,也可能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在这里栖息。

    人类最早在牛坡洞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15000年,那时人类使用的工具类型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锤、石核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

    动物骨骼化石包括豹猫、豺、大熊猫、狗獾、黑熊、水鹿、水獭、原麝、猪獾等牛坡洞遗址的第二个时期为距今12000-10000年,使用的工具主要是一种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砍砸器,有时候还使用同样的石料剥制石片,制作小型工具。日常食物除了采集植物果实之外,还狩猎水鹿、水牛、赤麂、梅花鹿和野猪等野生动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的时候,牛坡洞人的工具加工技术和能力,原材料的遴选水平均有比较显著的提升。燧石开始成为制作工具的主要原料。虽然有时候还使用砺石砍砸器,但其原料已不再局限于石灰岩,大型燧石砍砸器开始出现。大部分的燧石工具,是一种细小的打制石器,如刮削器、砍砸器等。典型的细石核、细石叶也开始出现,这是表明石器加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磨制精美的骨器成为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工具。

    当时是否出现农业,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显而易见的是,狩猎采集仍占据主要地位。

    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甚至还有大型食肉动物——虎。也许经常性面临食物短缺,也许有什么其他原因,牛坡洞人除了消费猎获的动物的肉,还把动物骨骼砸碎,获取其中的骨髓。

    遗址中发现的碳化果核和被认为是加工坚果的工具,证明这一时期还流行采集食用坚果类食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墓葬,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真切的了解牛坡洞人的模样。

    当进入到均今8000～5500年时,通体磨制精美的石器开始出现,主要是石斧。这是一种农业工具?伐木工具?亦或是狩猎工具?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时本该出现的陶器,仍未有明确的迹象。大量发现的动物骨骼,昭示着牛坡洞人的食物来源,仍以狩猎为主,可能伴随有家养动物的存在。截至目前,未见到农业出现的证据。

    在进入牛坡洞遗址第四个时期的时候,陶器终于出现。虽然数量较少,器类比较简单且破碎严重,但器形比较规整,烧成火候也比较高,显示出了比较高的陶器制作技术。

    最后,可能已经进入了历史时期。牛坡洞遗址持续有人类活动,并遗留下一些相对晚近的陶片。

    通过发掘,对牛坡洞遗址三个洞穴的关系及其功能有了初步认识。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推断,遗址内有两洞应被同时占用。一洞出土大量动物遗骸,较多加工坚果类食物的石锤以及炭化果核,推测其应为当时的主要生活区。有一洞出土大量的细小打制石器以及石屑、断块、石核等石制品,推测其可能是当时加工石器的场所。另外,在有一洞口外左侧发现数座墓葬,可能还是一个墓葬区。一洞的文化堆积较浅,但从出土遗物看,该洞可能与其他两洞同时使用,但应非主要活动场所。

    牛坡洞遗址发掘意义深远。首先,在文化层中出土了数十件典型的细石叶、石核,此为该时期贵州地区所仅见。其次,我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含“小石器”或“细小石器”的遗址数量众多,但极少发现小型石器或细小石器与细石器技术共存的遗址,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第三,遗址中新发现的墓葬,填补了长久以来贵州地区洞穴考古中不见墓葬的空白。将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重要线索。

    长期以来,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洞穴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