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哥窑惊现被盗古墓　“炉瓶三事”独缺一盒

    桌案上，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瓷瓶，寒梅相伴，焚香听雨，这便是从两宋到明清几代文人最爱的风雅日常。5年前，湖州长兴的一处明代古墓里，就曾惊现其中的一瓶一炉，而且出身名窑，甚是稀有。这一期，就让我们在一对稀世哥窑里回味明清文人的“炉瓶三事”。

    无香何以为聚。焚香，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文人雅士相聚品香读书，一边享受氤氲香气，一边读经谈画论道。历代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皆惜香如金、爱香成癖。

    5年前的2012年，长兴县一处明代古墓里就曾发现过一对哥窑器物，它们是来自明代桌案的香具，也是明清文人最爱的“炉瓶三事”中的代表。这对稀世哥窑长啥样？明清文人最爱的“炉瓶三事”又是哪三事呢？

    9月28日，记者在长兴县博物馆的临时库房里，见到了这对清新素雅的稀世哥窑，也采访了亲历发掘现场的长兴县博物馆原副馆长胡秋凉。紫口铁足、金丝铁线，独特的纹路间、精巧的器形里，明清文人雅士的生活场景再现眼前：一瓶一炉，再点上一支香，何等悠闲自在、自得其乐……

    眼前的两件青瓷器物，一瓶一炉，均小巧精致，釉色尚佳，泛着荧荧之光。

    其中一件，是一个造型小巧的双耳三足炉，口径9.2、腹径10.6、高6.6厘米。口微侈，圆唇，束颈，鼓腹，圜底，矮足。除足尖部露胎外，通体施青釉，器形古朴大方，釉面莹润如玉。另一件则是一个精致的贯耳瓷瓶，口径2.5、腹径7.8、底径5、高11.8厘米。直口，长颈，扁圆腹，圈足。口部有两对称贯耳，贯耳口部与瓶口平齐，其中一耳有残缺。除足底露胎外，通体施青釉，局部釉面受沁呈乳浊色。两件器物上都有着十分独特的开片纹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大开片纹线呈褐色，小开片纹线呈淡黄色，具有金丝铁线特征，足底露黑色胎骨。这种独特的双重纹理，正是南宋时期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典型特征。

    由于瓷胚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釉面便会自然出现开裂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技术高超的工匠手中被加以改进利用，便形成了广受称道的“金丝铁线”纹。

    除了“金丝铁线”，南宋哥窑瓷器还有许多深得文人雅士赞赏的独到之处。例如在釉中“聚沫攒珠”般细腻均匀的气泡，有如珍珠隐现，颇有意趣，再如独特的烧造方法带来的“紫口铁足”，也给人以雄浑、质朴的强烈观感。

    事实上，像这般保存完好，造型优美的哥窑瓷器，目前世界范围内除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有部分馆藏外，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现存总量也仅在百件上下。用稀世之宝来概括目前存世的哥窑并不为过，全世界屈指可数。这两件文物，也代表了当时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2012年的一天，我们接到公安的报案，在南太湖产业集聚区长兴分区石泉村发现了一座古墓。在施工工程当中，挖掘机在四米多深的地方发现的一个石板墓。”

    胡秋凉参与了这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在他的记忆力里，这是一处多次遭到盗掘的古墓，损坏严重，陪葬器物也几乎散失殆尽。“如果当时不是细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不明来历的几块疑似墓砖，我们也就放弃进一步清理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古墓里不会再留有什么好东西了。当时，时间也很紧迫，挖掘机已早早地等在一边，就等清理结束了。好在后来又在堆土里找到了二合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和所在年代，分别是明代时期长兴当地的一位吴姓富商和他的两位夫人。因此，考古队员推断这应该是一处明代墓葬。

    就在这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心有不甘的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了两件青瓷器物：一件三足炉和一件贯耳瓶。因其器型、胎质、釉色等特征与传世的哥窑型器物较为接近，两件器物的出土也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古陶瓷学界的高度重视。

    很快，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摆在了专家学者们面前？其一，这两件文物到底是不是哥窑，其二，年代，随葬品的器物可以是生前使用的实用器，也可以是生前收藏的古董，如果是前者，则与墓葬年代相近，如果是后者，则存在着早于墓葬多年的可能性。

    存世名窑本就是稀世罕物，少之又少，对于这两物是否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近年来，研究和猜想颇多，尚无定论。胡秋凉告诉记者，古陶瓷界最资深的老专家耿宝昌也曾看过这两件器物，认为是官窑。2012年6月21日，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陶瓷史》编写专家组一行在长兴考察时，专门对这两件瓷器进行了初步鉴定，有专家认为属南宋官窑器，也有专家认为是哥窑器。此外，他表示，器物出自长兴当地的富商显贵，且在这户吴氏家族的文献中，也曾提及这一瓶一炉两件哥窑器，所以，稀世哥窑的可能性很大。

    最后一个疑问，两件器物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还是生前收藏的呢？在浙江省考古所的古陶瓷专家郑建明看来，由于“明故巢松吴先生之墓”墓志的出土，墓葬的年代比较明确，巢松生于永乐癸卯年，卒于弘治十三年。因此，墓葬的年代为弘治十三年也即公元1500年或稍后不久。这也是两件器物的下限。

    整个宋元时期贯耳瓶的演变轨迹为：大喇叭形敞口到直口；从溜肩到肩腹间折棱明显；橄榄形腹到垂腹、圆鼓腹，再到扁鼓腹；底卧足到圈足；贯耳从位于颈中下部逐步上移至，直至明代与口沿平齐。

    从贯耳瓶的演变轨迹来看，长兴明代墓葬出土的贯耳瓶当晚于元代而至明代。所以，他得到的结论是，长兴明代墓葬出土的器物与其墓葬的下葬年代应该基本一致，也即公元1500年前，而不是作为早期的古物流传下来，也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器。

    既然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那么这两件稀世哥窑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郑建明看来，这对器物在几百年前的吴家应该是案头摆设，明清文人“炉瓶三事”的组成部分。

    中国焚香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之前，盛唐时期调香、熏香、评香已成为高雅艺术，香道文化俨然成形。宋代发展更达到鼎盛，香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文人雅士相聚品香读书，一边享受氤氲香气，一边读经谈画论道。历代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皆惜香如金、爱香成癖，甚至有文人感叹“无香何以为聚”。

    正是因为古代文人对香事的痴爱，这便有了明清时期的“炉瓶三事”。

    所谓的炉瓶三事，指的就是焚香时所使用的用具，包括一个香炉、一个香盒和一个小瓶。炉用于燃香，瓶放置铲、箸，用于铲除香灰和夹取檀香，盒存储香。

    “炉瓶三事”，也经历从两宋到元明清的继承和发扬。

    在郑建明看来，此一固定组合的出现大约在元代，“元代出现了线香，不过旧日的香饼香丸依然与它并行，薰燃香饼所必需的香合（香盒，古籍通常写作香合）于是与香炉、箸瓶以及箸与香匙结为固定的组合，即所谓‘炉瓶三事’”。明清时代，“炉瓶三事”成为定例，也是室内精巧的陈设小品。

    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也有记载。《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写贾母设宴情形时写道：“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著御赐百合宫香。”

    此外，在他看来，明代的这种焚香习俗，也是两宋香事的余绪，无论是其器物外型、组合，还是香事使用习俗，均与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的香事密切相关。

    阁小，仅容一张床、一架书、一瓶梅、一炉香、一张琴，居者便已“乐哉容膝地”，在“纸帐梅花醉梦间”的清幽诗境里，“净扫一室，晨起焚香”，目光扫过“胆瓶花在读书床”，享受琴书对眼的清闲，能容下的只是“傍琴书而变灭”的养心情结。长期生活在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相对悠闲的文化氛围中，两宋时期寒梅相伴、焚香听雨的文士情怀成为时人附庸的主流，香药最能体现文士清雅的用法还是焚香、制烛，多数用性价比较高的瓷器，宋代设计的香具品种多、式样简洁清新，成为后代炉瓶的仿制的标准。

    到了明代，这样的桌案风俗也得以延续，香具只在宋原有器型上有少许细节的变化，基本是仿宋器物。

    宋人对器物的精致、典雅要求很高，讲究意境的清幽，瓷器中的炉、瓶、盒三样，用途是瓶养花、炉焚烟、盒盛香。元代“炉瓶三事”则是仿效宋时古旧的想象，融合了方便使用的要求而成。到了明清两代，“炉瓶三事”出现盛景。

    明代书画中多有“炉瓶三事”的固定用法，陈洪绶做《归去来辞图》一角，窗中见：琴、香炉、箸瓶，瓶中有香铲、香箸。陈洪绶晚年不愿入明代官场，罢官回家，书房是他心中的雅境，在此绝无功利心的空间，以读书涤除尘虑，让情愫徜徉于静寂而幽秘的沉思之境，此画借陶渊明的书房定格他想像中的唯美。

    关于“炉瓶三事”的陈列，往往和茶器、花器等物组合放置，和茶事的繁琐规矩一样，摆设也有一定要求，一般中间放置香炉，香炉两边各置箸瓶、香盒。正如《红楼梦》中第二回，林黛玉进贾府去舅舅那里拜访，来到王夫人的房间时，见到“临窗大炕上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线蟒靠背，石青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右边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瓢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唾壶等物”。

    那么，长兴的这座古墓里，三事之一的香盒去了哪里呢？郑建明表示，由于墓葬破坏严重，不排除作为完整组合的瓷质香盒以及金属质箸与匙曾一度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