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一些美术家开始造访莫高窟，其中最早的是河南人李丁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1941年，张大千带人前往敦煌，在莫高窟住了一年多，他先是用自制的透明纸蒙在壁画上过稿，再拷贝到宣纸上描线涂色，一年多下来，临摹了200余幅。在兰州、成都、重庆连续举办临本展时，参观者众多，并引起了文化界和政界的注意。虽然张大千的临本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了改动，有些色彩不够准确，渲染层次也不够，但总体上反映了敦煌壁画的框架结构，线描也很流畅，效果还是不错的。

    通过观看张大千的展览，人们对敦煌造型艺术有了初步印象，纷纷向敦煌投去了关注的目光。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的推动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油画家常书鸿担任所长。一起到敦煌的还有常书鸿的夫人陈芝秀及女儿常沙娜、画家董希文、潘洁兹、李浴等，大家主要开展壁画的临摹工作。但次年研究所撤销，工作人员纷纷东归或南下。

    1946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得以恢复，常书鸿一家返回莫高窟，先前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一起回来，但增添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如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等，大多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1947年、1948年，欧阳琳、孙儒涧、李承仙、史苇湘又先后来到敦煌。大家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总想多临摹一些。敦煌壁画临摹不是案头小画的临摹，根据洞窟的结构和空间变化，有些壁画幅面大，得搭架工作，有的窟顶壁画和藻井图案得躺在架子上仰面观察勾摹，有的壁画离地面低，要斜躺在地上研画，有些拐角处的壁画，还得斜蹲着观察临摹。为了保护壁画，美术组废止了前面画家用透明纸蒙在原壁画上过稿的办法，小幅和局部采用写生式临摹，大幅作品则用幻灯放稿来勾稿，减少对墙上壁画的损伤。大家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中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每个人都临摹了数量不等的一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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