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中国为“运河帝国”。大运河早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唐朝时日本高僧圆仁，北宋神宗年间日本僧人成寻，都曾沿大运河旅行，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这样的珍贵文献，对唐宋运河有详细的记录。明代朝鲜使者在《漂海录》中亦有在京杭大运河上旅行的记载。有研究者对于元代在中国生活达17年，曾奔波于长城外草原上都与大都（北京）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竟然在其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而深表不解，甚至怀疑其所述行记的真实性。但是，《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他从大都南下，经常沿运河而行，到江苏境内后，一直沿着大运河到达杭州。这可能是最早记载亲历大运河的西方著作。

    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还有横亘中东部的千里黄河故道与东部沿海的海塘，但它们一个已经堙废，一个地处海疆，其价值和影响力远不如大运河。大运河则是唯一可以将这几大工程串联起来的纽带和桥梁。大运河北至北京，南达杭州、宁波，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穿越从中原向东南伸展的黄河故道；从江南运河出望虞河、娄江、松江、太湖等与常熟、太仓的苏南、上海海塘相连，通过太湖、东苕溪、钱塘江、浙东运河等与浙江海塘相连——这一地区的海塘，正是古代海塘的精华所在。

    大运河也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通道，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窗口，日本遣唐史、学问僧，朝鲜半岛使者、商人，伊斯兰教徒和阿拉伯商人，元代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明代苏禄国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清乾隆时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都曾经在大运河上留下足迹。 
    大多数普通人对大运河的了解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编辑的《中国大运河画册》，成为当年国际畅销书；中央电视台拍摄的3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与当时另一部25集纪录片《话说长江》珠联璧合，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而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则始于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朱炳文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在准备长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文本时，罗哲文等就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

    由于世界遗产公约的限制，大运河原本难有申报资格。《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中关于遗产申报有两大原则，一是真实性，二是完整性。按照这两大原则，长近2000公里、流经多个省市的大运河申遗非常困难。因为大运河涉及地域广泛，古今河道变化复杂，其时代、范围、线路难以辨认确定。如今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理念发生了变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经赫然在列，不仅增加了工业遗产、线形文化遗产项目，而且国外已经有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先例。《行动指南》将遗存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们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中国的大运河作为标志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遗产，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 
    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了第六批10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大批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列其中；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每10年重新设置一次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一共35项遗产中，大运河后来居上位居榜首。大运河顺利走上申遗之路，对于其未来的保护与利用，必将带来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