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错金嵌宝石阿不都瓦壶

青玉错金爵

水晶错金嵌宝石圣水杯

    70年前，玉雕大师潘秉衡因为在古玩市场上一睹金银错玉器残品的绰约风姿后，决心恢复这失传已两百年的工艺；40年前，彼时尚为玉雕界新秀的马进贵在北京见到潘老的作品后，亦不可自拔地迷上了这一工艺。

    尽管由于时势使然，潘老的去世带走了这门昙花再现的工艺，但深藏于马进贵心中的情愫，使得他在知天命之年，不顾成本不惜投入地执著于接续金银错工艺的“香火”。2004年，一白一黑的“白玉错金嵌宝石西蕃壶”和“墨玉错银嵌宝石西蕃壶”横空出世，让金银错工艺重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马进贵50年来在玉雕上的“冒险”及他对市场的洞见。  

    八年功底始琢大器

    1964年，18岁的马进贵进了新疆玉雕厂，此时的他，对玉器并无概念，但因为从小就喜欢绘画，在街道办提供的三个工作机会中，他毫不犹豫就选了跟美术沾边的玉雕。从此，他一头扎进玉雕制作加工工艺的学习中。在做了七八年花鸟雕件后，马进贵才开始接触到心仪的玉器器皿制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不琢不成器’的‘器’，指的就是大器。但器皿是玉雕四大种类—人物、花鸟、器皿、杂件中最难做的。器皿之难，首先在选料，但凡有半点裂纹裂口的玉料，都可能导致半途而废；其次，如果器皿的比例关系掌握不好，整件作品就会完全走形，不像人物雕件，胳膊往上扬一点，往下放一点，并无大碍。所以，做其他雕件，可以‘避’，而器皿一旦定下了形，出现意料之外的绺裂，特别是难以察觉的“窝心绺”时，就避无可避了。而在技术上，器皿的难度也大，雕刻的时候，眼力、手力都要把控到位。”马进贵感慨，在计划经济年代，厂里分配的玉材一到，首先是送到做器皿的车间选料，挑剩的，才送到别的门类车间。而现在，盛行的却是等而下之的玩玉风气。“清末民初的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凡京中之中上等社会人物，无不腰缠累累、叮叮当当者。居则以玉为消遣之品，行则以玉为表示富贵之征；朋友相见，必以所得之玉相夸示，集会谈话，必以玉为主要论题。’而这其实并非玉文化的主流。”

    就在马进贵尝试器皿制作之时，1971年，他被派往北京玉器厂学习。当看到老师傅潘秉衡制作的“压银丝嵌执壶”时，马进贵竟有如遇见了前世因缘般的感觉。自此，他每天带着两个馍馍、一杯浓茶，一头扎进了故宫，用素描将馆藏的一款款金银错玉器描摹在册。两百年前，金银错玉器首次由西北部的“痕都斯坦”进贡给清廷，乾隆帝爱不释手，遂命清宫造办处调集各地能工巧匠仿制多件，并赋诗70余首叹其精美。而自道光年以后，由于国势日弱，清朝再未见制作。

    回到新疆，马进贵主动向厂长请缨试炼金银错玉器。厂里没有金银可用，他就将银戒指熔化后拉丝；玉器易碎却要錾出槽沟，那就在石头上先练手……整整七个月时间，马进贵做出了一件“墨玉压银丝鹗”。然而，还来不及欢喜，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马进贵被领导勒令不要再“磨洋工”了。

    年过半百重新钻研金银错技艺

    梦想中断了，但马进贵并没有放弃。年过半百，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后，马进贵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启金银错玉器的研制之路，他知道，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才能让他所深爱的西域文化、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共冶一炉。

    而1981年，马进贵被调到民族工艺厂任厂长，似乎冥冥中也在为他复兴金银错玉器做准备。当时，厂里不仅有玉雕车间，还有金属加工车间、宝石镶嵌车间，他都一一过手学习了。

    尽管功底深厚，但时隔30年，他重操金银错技艺，仍然困难重重。这是一门“交叉学科”，必须具备玉器加工和金属工艺两大技艺，同时要打通两者。“玉器上开槽，如果一会深一会浅，一会宽一会窄，是没法镶嵌的。镶嵌的过程中，手劲也要一直保持均匀，否则就会出问题。”

    从2000年画稿成形，到2004年作品出炉，马进贵用了四年时间，废了三把壶，终于做成了一白一黑两把金银错西蕃壶。就是现在，一般的作品，他也要花三四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如果是整套的大作，更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追随前人，又要敢于突破前人。乾隆年间的金银错是单丝镶嵌，马进贵的作品，则做到了金片、金丝相结合，图案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当年，“痕都斯坦”风格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而马进贵的作品，无论从器型到纹饰都融入了传统的汉文化，借鉴了青铜器的器型、纹饰，体现了国之重器的深厚底蕴。

    如今，马进贵的金银错玉器作品已经获奖无数，但他似乎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没有一件满意的。“今天看着好得很，再过一年两年，就觉得这里还有不足，那里未尽善尽美。因为人的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总是随着自己的不断积淀而上升的，如果就此满足，便永远没有进步了。”

    大家简介

    马进贵，1947年10月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雕大师。1964年，他进入新疆玉雕厂学习玉雕，1981任新疆民族工艺厂厂长。2001年，他创办艺海轩琢玉坊个人玉雕工作室，自此开始潜心研究玉器金银错嵌宝石工艺技术的流程及制作工艺，作品在中国玉雕界堪称一绝，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2010年发表个人专著《金镂之雅—马进贵西域玉雕艺术》。2012年，“金银错技艺（玉器金银错）”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人被评为该项技艺的传承人。

    对话马进贵—山料块大宜做器皿

    广州日报：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您所特别看重的玉器皿，似乎很难体现玉文化的这一内涵？

    马进贵：“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观念，认为玉有五德、九德或十一德，其根本目的在于“君子佩玉，勿忘其德”，强调的是玉的提醒、感召功用。而“玉不琢不成器”是另一种文化内核，以玉为大器，作为权力的象征，代表国家、礼制、制度，这样的玉器是可以传之千古的。

    广州日报：现在和田玉籽料的价格非常高，大料也很难找，而做器皿需要大料，您如何解决当下的用料问题？

    马进贵：我只注重料本身的好坏，而不太在意是山料还是籽料。籽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山料落入山沟沟后，经过多年的冲刷形成的，所以没有好的山料，哪来好的籽料？而好料不应以形状论。山料块大，目前的市场价位适中，比较适合做器皿。

    广州日报：除了山料，你会考虑用青海料、俄料等玉料吗？

    马进贵：我一直强调，应该看玉石本身的质地，不要过多地纠结于产地。不能说新疆料是玉，其他料就不是玉。打个浅显的比喻，新疆种的西瓜是西瓜，广东种的西瓜也仍然是西瓜。而且，不能说新疆料就好，其他地方的料就差。新疆料中，哪怕是籽料，也有很垃圾的；俄料、青海料、韩料中也有好的。我不管料是哪里来的，只要密度、品质达到优良级别，就是好玉，就符合我们的选料标准。现在，俄料、青海料的价格未必会比新疆料低：新疆好的山料，一般一公斤四五万元，而俄罗斯的好料，很多都卖到一公斤十几万元，甚至二十几万元。

    商品和作品是两码事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当代玉雕创作的现状？

    马进贵：当代玉雕创作，无论是创作队伍、创作题材还是工艺水平等，都向前推进了很多。首先是科技的发展，先进的技术介入到玉雕行业，设备更新换代让工匠们做得更得心应手了；其次，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多美院、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参与到玉雕行业中来，整体素质提高了；第三，从业人员越来越注重玉文化，不断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文化水平，这在创作中也体现出来了。

    广州日报：但有人认为，这些年的玉雕获奖作品越来越差了，您如何看待这一质疑？

    马进贵：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很不负责任。说现在的获奖作品差，要摆事实、讲道理，给出具体的依据，不能一言以蔽之，否则就是信口雌黄。我在玉雕行业干了50年，也到北京、上海的玉器厂培训过、考察过，很清楚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现在的作品整体水平要比以前高太多了。

    广州日报：您认为当前的市场化运作会对玉雕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片面追求市场效益而忽视精耕细作的情况出现？

    马进贵：这是两码事。全国做玉雕的有几十万人，怎么可能全都搞创作？有很大一部分人跟着市场跑，做玉器商品，很正常。还有一部分人真正热爱这一行业，潜心搞创作，他们不会被一时的利益所驱动。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当下和田玉的市场状况？

    马进贵：新中国成立后，一开始提倡艰苦朴素，贱金银贵五谷，佩金戴玉要受到批判，当时的玉器生产都是为了出口创汇。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才出现了富裕阶层，但收藏市场最先起来的是邮票、钱币等大众藏品，后来才是书画、瓷器、明清家具等，玉器则是最近十年才形成的，而且是一窝蜂入市，原来擦皮鞋的看到玉器好卖，也开起了玉器店，因此，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田玉市场正逐步朝着正常、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产品日渐分为时尚商品和投资藏品，生产加工队伍也分流为做商品的和做作品的，这是很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