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佛寺湮没在地下的千年古刹

    1953—1954年，在一次基础建设中，万佛桥又出土了200余件佛像，一件经幢上，“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兴寺大德，镇静军和衙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杨公□，妻赵氏，男弘度于净众寺建立尊胜幢一所”的题记犹清晰可见。而1937年出土的释迦像上，也有“中大通元年（529年），太岁乙酉……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的题记。

    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年号，这座湮没在地下的寺庙，南朝叫“安浦寺”，唐代称为“净众寺”。根据《四川通志》《益州名画录》的记载，我们最终串联起了这座寺庙的历史：古寺相传汉延熹年间就已立寺，梁时为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唐末“会昌法难”中，净众寺被毁，时至唐宣宗年间才再次复兴。宋代更名为净因寺，明代又称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最终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后再不复见于史料记载。万福桥出土佛像，后来定名为万佛寺石刻造像。

    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

    2009年5月，四川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万佛寺佛像也在半个多世纪后首次与观众见面，陈列在万佛寺石刻馆中。昏暗的展厅里，释迦牟尼佛的残躯，睁着杏眼、留着小胡子的阿育王头像，头戴宝冠、悬着缯带的观音菩萨、秀骨清像的佛头、小巧精致的背屏式造像在灯光下清晰可见，恍若笼罩了层层佛光。两年多来，我时常独自一人来到省博，安静地端详着一尊尊肢残体破的佛像。通常，我的身边会走过许多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并不完整的佛像会代表着四川乃至中国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

    阿育王像迄今只有成都出土

    万佛寺石刻，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育王、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又以释迦牟尼佛最为常见。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紧贴身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这种“曹衣出水”的风格，是北齐曹国人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对南北朝的雕塑、壁画影响至深。

    雕凿于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的释迦牟尼佛，也称“鄱阳王世子造像”，高约2米，赤脚站立于方形座上，佛头、双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景光（太）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南史》记载，鄱阳王萧恢普通七年（526年）任荆州刺史时辞世，世子萧范本要赴益州出任刺史，从建康出发行至荆州时，因鄱阳王辞世，暂居荆州服丧，后来才来成都上任，释迦牟尼佛就是萧范在成都任上建造的。学者袁曙光在《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一文中认为，古时“景焕”与“昭明”是通假字，景焕是否就是以文才著世的昭明太子萧统？正是他编纂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昭明文选》。

    万佛寺还出土了7件阿育王像，其中5件残躯，2件头像，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握着袈裟一角，头顶有着硕大的束发状肉髻，留着八字胡须，眼睛圆睁，带有浓烈的异域之风。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早在东晋年间便已在中国出现，南北朝、隋唐更是王室、僧侣信奉的神偶，又以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最为著名。传说此像是五位西域僧人从天竺古国获得，后因战乱神秘消失，东晋咸和年间，丹阳伊高悝见张侯桥下有异光，派人下水寻找，消失的阿育王像这才重见天日。后来，这尊阿育王像辗转为陈文帝所得，天嘉年间，沿海兵乱，陈文帝向阿育王祈祷国运昌盛，据说阿育王发出道道神光，陈朝军队果然一举荡平了叛军。

    西蜀大地阿育王像的历史，或许也早在东晋。《释氏蒙求》记载，“昙翼学通三藏，为世推称，后游蜀郡，刺史毛剧依重之，忽获得阿育王瑞像一躯，日夕供养，其像每遇饥荒之时，辄见泪落如雨，似哭泣之状。”无独有偶，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在西安路发现一个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便是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晋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时常自现、每每以奇异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视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它们却在西蜀大地上频频出现。

分页:[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