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没地方住，就住在村里，大家听说一件背心卖了80块，都很惊奇，我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75块。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干这个事情。现在临潼有个纪念品公司，自己搞一些仿制的纪念品，很多农民确实靠它富起来了。”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而杨志发被确定为发现者，《三联生活周刊》1994年在正式出刊前的试刊号曾起过很大作用，这一期老人曾成为封面人物，由此增加了传播力。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前段时间陕西的媒体曾有过不少报道，这主要是杨新满等几位农民上书要求给一个名分，使这个话题又被提了出来。那么，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袁馆长回忆，当时西杨村打井，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的时候就有杨新满。关于发现陶俑的问题，袁馆长说：“在此之前，农民三十多次看到了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发现之后还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我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张文立教授说：“关于发现文物的奖励问题，《文物法》上规定得非常清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严加保护，给与物质或精神奖励。

    对他们来说，是看见文物了，但是既没有保护也没有上报，所以不应该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比如说前段时间陕西眉县农民发现二十多件西周青铜器，当时这几个农民决定，土不挖了，及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而且5个人连夜在这里守着，跟村里什么人都没说，最后国家奖励这5个人十多万元。”全国每年发现的文物有很多，有些是考古工作者在挖掘时发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的，但是没有人提出发现权的要求，国家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当这几个农民提出这个要求时，有关方面的答复并不让他们满意。据袁馆长介绍，最多的时候，在兵马俑博物馆里外有四五个人在签字售书，而且都说自己是发现人。实际上，人们比较认可的是杨志发，当记者见到这位当年发现者时，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没想到被他断然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是其他农民在最近为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不快。毕竟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把他请到日本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他对上面是否给他发现人的名分已经无所谓。

    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变得有些不安。记者随后又找到杨新满，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个，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张教授说：“还是利益的驱动。”

     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与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袁馆长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打井时集体发现的，而且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30年中的一次学术争论1984年，一位叫陈景元的人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兵马俑的属主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兵马俑的属主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这实际上把兵马俑的时间推前了近100年。后来，从俑坑里发现了吕不韦戈之后，这次学术争论才得以平息。谈到这次学术争论，张文立教授回忆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央认可的，叶剑英题的名字，所以比较慎重，他的文章没人敢给他发。他的证据是宣太后的墓就在这附近；第二是秦俑的头发扎起来，是楚人的风俗，宣太后是楚国人。第三是秦昭王55年亡，宣太后执政四十多年，宣太后是有名的女王。”后来，陈景元找到张文立，说于光远、胡乔木都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胡乔木批示可以算作一家之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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