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他们的模拟实验我看过，但是古代是不是就这样做的？不清楚。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这个样品我看到了，也不错。但古代是不是这样搞的，也很难说。”袁馆长说。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袁馆长还介绍：“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的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还没有搞清楚。假如从人类学角度看兵马俑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赵宇共先生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小说《走婚》和《炎黄》。
他认为，应该通过考古和史学研究把历史还原出来，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说：“我们挖出兵马俑，都特别兴奋，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过去的辉煌，民族文明的伟大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第一，如果我是一个秦代的百姓，我愿意活在秦始皇这种制度之下么？我肯定不想。第二，我们总是从今天的角度和关系想得很多，没有把历史上的遗物还原到历史状态中，去理解它对当时的人、它对整个秦朝体制甚至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70万的劳工，那么为这个劳工服务的又是一个多大的后勤系统？秦代经过多年的战乱，刚刚建立起国家，百废待兴，那么这个帝王就是为了他死后的住宅动用了倾国之力，这样的一种做法，对秦朝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显的——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种灾难。长城还可以保护农耕文明，陵墓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学者不从这个角度来谈？”赵宇共一直研究上古文化，谈到半坡文化，他说：“比如半坡遗址的研究，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报告也就是石斧、墓葬以及多大的尺寸，始终没有把它还原到历史之中，当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很少提及。
我们研究历史绝不应该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我们是想能够理解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走过的这条道路，他们有哪些教训，他们有哪些智慧、经验、财富，他们有哪些教训和问题没有克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国际上为什么对玛雅人的消亡感兴趣？就因为那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模式下才导致了这场灾难？我觉得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重大的人类文明，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看它在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兵马俑是怎么产生的，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赵宇共认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在学科设置上不太科学造成了研究上一直没有更新的突破，30年来对兵马俑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结果。
“中国学者对兵马俑的研究，分析得多，综合得少，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具体一个问题，一把剑，它的工艺，一个泥俑塑制的过程，这些完全应该研究，也必须很细地研究，我们在细的研究过程中，到了一定程度应该反过来从整体把握，把它整合。
我们对兵马俑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形成都不是简单的。这就涉及到国家在学科设置上不太重视多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只见物不见人。我一直不明白，做这么大规模的陶俑，为了代替人殉？还是为了显示秦朝的武力强盛？还是觉得六国的不安全，起到震慑作用？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少。我觉得这可能跟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们就不想这些问题。另外，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博物馆，发现一个新文物，在自己没有搞出结果之前是不许别人接触的，做出来是自己的成果。
像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应该有更多学科来介入，可能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大的帮助。兵马俑学界开会往往是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互相之间都不太交流，更别说跟别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了。”秦俑发现，农民发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临潼参观兵马俑博物馆时，专门到与博物馆有一墙之隔的下河村一趟，与那里的农民进行交流。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如今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
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而30年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个，当时外地姑娘都不嫁到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这里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了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张文立教授说：“兵马俑的发现对临潼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一，我们除了给国家交钱外，也给临潼地区交钱。第二，当地农民都在外面做生意，卖旅游纪念品，挣了很多钱。1980年我刚来时候，外面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农民，逛了一次乾陵，看到有卖背心(T恤衫)的，他拿回来卖了80块。那时候的80块钱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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