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臻至美傅氏牌坊

    寓忠寓孝幽居寺塔

    灵寿县省级以上文保数目并不多，只有四处，但其中有两处是他处没有、独一无二的宝贝：一是石家庄范围内最古老的塔，一是河北省范围内工艺最好的明代石牌坊。这两处古建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县文保绝对数量的不足，并成为吸引眼球的聚焦点。

    在一个大风吹走雾霾的晴朗天，我从石家庄坐车近三个小时，来到灵寿县寨头乡砂子洞村。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里，一圈矮矮的院墙围起一座古老的砖塔，这就是幽居寺塔了。塔形简朴大方，在湛蓝天空的背景下更显挺拔稳重。它呈方锥体，每面宽五米有余，高20多米，共有七级密檐。和正定开元寺塔相类：都是方锥体，都是叠涩出檐（叠涩，即用砖、石或木材通过一层层堆叠向外挑出或收进的砌法），但又有明显不同。最大的不同当属叠涩砌砖的方式——一般砖塔出檐并不改变铺砖的方向，横着铺砖的话，出檐时亦横着向外垒，一层搭一层，而这座塔出檐时砖是斜着铺的：只以方砖的一角向外，加上每层之间错落码放，使檐下的砖远望似层层莲瓣，使古朴稳重甚至有点“严肃”的塔，平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

    它与开元寺塔的另一处不同，当属塔刹。这个塔刹明显更讲究、更大气。它有八瓣蕉叶伸向蓝天，蕉叶之中置须弥座、莲础、仰莲，最上以宝珠收顶。“爱塔传奇”博客博主走访全国三百多处古塔，对幽居寺塔的塔刹赞美有加，据说，唐及以前的古塔都很重视塔刹，往往不厌其“繁”，宋以后逐渐简化。

    这个小村的人们最了解这座塔。住在塔旁边的村民田俊贵，看了几十年塔。今年40岁的村主任袁先生，小时候对它也有记忆。原来，这塔每层檐上都铺着绿色的琉璃瓦，四角装饰有绿色琉璃瑞兽，由于年久失修，琉璃破碎不全，近些年维修时都去掉了。原来，各层檐之间的塔体外壁都绘着佛教壁画，年深月久，下边几层壁画剥落不清，现在只能看到上边几层的图案；塔顶宝珠原为黑色陶瓷质地，不知何年坏了半块，如今已换，并刷成了和塔体同样颜色。由于琉璃瓦和陶瓷宝珠的存在，袁师傅认为，过去的塔“有一种像宫殿的感觉”。

    现在，这座刚刚修过的塔正在等待国家文物局的验收。由于尚未交工，我们无法进入院内。据袁先生回忆，塔只在正南面开一圆拱门，门框是用整块石材雕成，那石质黑色，有暗纹，类玉石。县文物所提供的资料说，门框及门楣上满刻莲花化生童子、云龙、金翅鸟及忍冬纹饰，周饰波斯纹。如今，这雕花门框，连同寺里的两通北齐石碑、21尊石佛像及一座石经幢，为安全起见已转移到省文物保护中心。加上寺里其他建筑解放前已毁，如今幽居寺只剩一座孤塔、两通元碑。

    今天的砂子洞村只有700多人，很难想象在1400多年前的北齐，这座塔下曾有僧舍200多间，有行僧2000余众居之。深山小村藏大寺，这寺因了两个重要人物而与众不同。其一是僧檦（音“表”）。此人为北齐定州定国寺禅师，当他有一天行走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一见而不归，暂游而忘返”，他看中了这里“山处闲虚，林幽爽旷”，“乃施净财，云为禅室”。幽静意味着偏僻，僧檦在深山中创业，其艰辛可想而知：“交藤代幄，悬葛当帷。凿石开涂，披榛置径。因山结宇，无劳一匮之勤；即水萦池，非求百姓之力。”僧檦“采椽茅屋，藜羹粟饭，七益不受，三净不食”，赢得了人们“是真苦行，是实头陀”的赞美。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借助僧檦及其追随者的双手，化出“居之幽，登之灵”的幽居寺。

    僧檦之后，一位更重要的人物来到幽居寺，他是北齐的皇亲国戚、赵郡王高睿。高睿的父亲高琛，是北齐实际创建者高欢之弟。高琛在《北齐书》中留下的都是优良事迹，但却死于一件极不光彩的事：“乱高祖后庭。”高祖即高欢。淫乱哥哥后宫的结果是“高祖责罚之，因杖而毙，时年二十三”。有人说这是一件无法说清的事，因为高琛死后待遇并不低，有谥号，还配飨高祖庙庭。历史的本来面目难以还原了，只说这高睿，小小年纪没了父亲，幸而伯父高欢待他极好，将他收养在宫中，待如亲生儿子。遗憾的是离开了生母，高睿长到四岁还不知生母是谁。一个偶然机会得知身世，求伯父让他与生母一见。高祖命其生母元夫人到宫里，“睿前跪拜，因抱头大哭。高祖甚以悲伤，语平秦王曰：‘此儿天生至孝，我儿子无有及者’。”

    高睿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十岁母亲去世时，高睿哭得几乎闭过气去，三天没喝一口水。他守孝尽礼，依佛法长斋，以至于骨瘦如柴，要靠手杖才能站立。高祖命人日夜劝导，为了让他吃饭，敕令左右不给他进水，但高睿还是不肯吃饭，以至于高祖吃饭时一定把他叫来坐在同一张桌上。伯父如此愍惜，自然，伯父死时，高睿亦是哭得吐了血。直到成人将娶妻时，高睿还面有戚容。堂兄高澄不解：我为你娶的女子“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高睿回答：“自从我成了孤儿，常羡慕别人有父有母，到了结婚的时候，这种情感更加强烈。”话还没说完，又情不自禁哭了起来。高澄为之悯默。

    高睿为官为将，政绩昭然，史书有记，不需多说。只说他的信仰。北齐诸帝多崇信佛教，作为皇室子弟的高睿也不例外，更何况他除了信仰，还有能力。北齐天保七年即公元556年，高睿主持修建的幽居寺塔业已动工，虔诚敬造的三尊佛像在这年的闰8月15日完工。

    没有高睿，幽居寺就没有后来的规模。除了扩建寺院，他“更兴灵塔，光光流曜，比秋月之华；蓬蓬茂出，如白云之举”。清朝《灵寿县志》记载：“北齐赵郡王高睿历选太行胜概，得朱山之阳，建祁林寺，置僧舍二百余间，择行僧二千余众居之。齐亡，寺亦荒废。继盛于元之大德间。今殿宇规制虽无当日之盛，而奇峰四列，林谷幽丽，山灵固自无损焉。”幽居寺在清代称为祁林寺。何时名为幽居？无从考证，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名字里蕴含的诗意。

    高睿增建佛塔，不是为了安葬舍利，而是为了放置三尊佛像。三尊像大小相近，高者1.45米，低者1.3米。中间的释迦像是高睿为死去的伯父高欢和堂兄高澄敬造，左边的无量寿佛是为父亲高琛和母亲元氏敬造，右边的阿閦佛是高睿“自为己身并妃郑及一切有形之类”敬造。在这里，高睿表达了一片孝心：不论是根本没有记忆的生父、没有抚养过自己的生母，还是相当于养父的伯父、为自己娶妻的堂兄，他一律怀有感恩之心。1400多年后，路过这里的人们，是否知道当年那个人的衷心？

    高睿留下一座塔，也留下了一个谜——关于塔的年代。升级为“国保”时，公布年代为唐，很多人从建筑风格作此推断，县文物所也说此塔唐代重修过，但是表面维修还是完全重建，他们也无法判断。北齐与唐，中间虽隔着一个隋，时间上仅隔几十年而已，一座皇室精心参与建造的佛塔，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推倒重修？况且还找不到唐朝重修过的文献或实物记载。所以，这座塔到底是北齐的还是唐朝的，学界仍在争论。如果是北齐的，那么在高型砖石古塔中，它将不仅是石家庄、亦是河北省最老的了。

    令人震撼的傅氏牌坊

    从砂子洞村返回有“凤凰城”之称的灵寿老县城，县文物所小张带我去看另一处国保：傅氏石牌坊。它矗立在县城北关。下车走到牌坊跟前，我的感受只化为一个词：震撼！强烈建议路过灵寿县城的人都来看看它，它一定不会辜负你对它的期望。

    高大。地面以上足有12米多，据当地老人讲，原来还高，达五丈，约合16米有余，现在地面淤了至少两米多的黄土。

    立体。“四柱五楼三重檐仿木结构”，偌大的石块刻出了斗拱，刻出了飞檐，而且还是三重檐，其立体感当然是无与伦比的。

    豪华。要说牌坊的梁、枋、脊等处布满雕刻是常见的，这座牌坊却连四根柱子的柱面也刻满了祥云，这就不常见了。整座牌坊几乎没有不雕的石面，而且运用了浮雕工艺。凡云、日、凤、鹤、麟、蟒、犀、豸之属，无不“玲嵌细透，入石肤者三寸许”。四根石柱两侧又有双重夹柱石，“狮蹲其上者八，喜、搏、怒、攫，望如动跃。狮母皆乳子，子不得以数计，顾、抱、负、赘，意态各相得也”。无怪乎灵寿摄影发烧友张国昌说，每次到牌楼跟前都觉得看不够！

    这“宏整坚丽”的“灵邑巨观”，是崇祯皇帝为表彰当朝兵部左侍郎傅永淳的功绩，赐其祖孙三代“三世如其官”而敕建的。牌坊中间题字“三世中枢”，此四字刚劲挺拔，但无落款，据说是傅永淳好友、灵寿隐逸之士朱仲福所写。“三世中枢”的下层枋板上刻着“诰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傅承训，淑人张氏、胡氏，傅承问，淑人赵氏，康氏；诰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傅铤，淑人李氏；吏部尚书、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傅永淳，夫人彭氏。”

    仔细读那一长串“诰赠”名单就会发现，为何表彰祖孙三代，却出现了四个男人的名字（傅承训、傅承问、傅铤、傅永淳）？原来，因弟弟傅承问无子，傅承训将次子傅铤过继给他，作为傅铤之子的傅永淳，就有了祖父母和生祖父母之分。敕建牌楼时，永淳上疏请将本身之赠转给其生祖，得批准，故而出现四个人名。

    另一处耐琢磨的地方是“三世中枢”上边竖嵌的四个字是什么？肉眼很难看清，有的资料记为“皇恩龙赐”，读来似乎不通。灵寿人尹云、曹庆琳、吴永民考证，实为“皇恩宠锡”四个字，“锡”，兼有“命”和“赐”的双重含义，代表皇命敕建，因此，也就解开了人们关于牌楼上没有“敕建”字样的疑问。

    最惹争议的是牌楼上雕的“龙”和凤，很多人质疑：凤在上、龙在下，这不有违封建礼制吗？尹云等三位老人发现傅氏祖传族谱《傅氏家乘》中记载此牌坊图案，有蟒而无龙，因此，那“云龙”图案应为“云中双蟒”，再说牌坊有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宗邝一、灵寿知县曹良植等人监造，其名称、规制、图案等应该不会有违礼制，更不会有“凤上龙下”之误。

    末世的雄心与悲壮

    说完了石牌坊，我们该说说傅永淳这个人了。《明史》中并没有他的传，崇祯帝的本纪中亦没有提到他，我只在《明史》黄道周等人的传中查到他一点文字：“帝以傅永淳为吏部尚书，廷秀言淳庸才，不当任统钧。甫四月，永淳果败。道周逮下狱，廷秀抗疏救之。”傅永淳因何事而败？没有详说。维基百科所列明朝吏部尚书名单显示，傅永淳只做了四个月吏部尚书就被罢免。

    详细的传记出现在清版《灵寿县志》中。傅永淳（1586-1667），生有奇质，读书一览不忘。天启壬戍（1622年）举进士，到湖广房县任知县。房县西南通蜀，多盗贼，永淳“择愿谨富民，伪与贼往来，悉其人与地，突掩捕之。有巨贼称通天王，聚洪砰山中，淳率数骑入贼穴，谕以祸福，贼感其诚，解甲降”。房县读书人生活条件差，永淳主持修建书院四区，“择俊秀处其中，日与说经”，还大兴水利，灌田数万亩。任职五年，因回家守丧而离任，房县士民送到汉水边上，“创生祠祀之”。

    崇祯辛未（1631年），傅永淳被提拔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壬申（1632年）奉命经略边务。他“相地之险易，增损戍，简兵饷，核军籍，边务堕废者悉治之。”明末三党（东林党、宦党、浙党）分立，拉帮结派，永淳屡次弹劾，遭三党共同怨恨。值秦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形势如火如荼，三党于是群举永淳巡按陕西。永淳单车入秦，“贼数万围之，淳率士民坚守，相持七十余日，以计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夺回妇女、牲口等悉还其家。贼走入终南山”。

    傅永淳一生中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是弹劾陈奇瑜，《畿辅通志》记载此举“人咸为之咋舌”。陈奇瑜这人得崇祯信赖，赐尚方宝剑，督兵三十万，专门对付起义军。但他接受了起义军的假投降，失去了剿灭的最佳时机。本来，起义军在官兵围追下败走，渡栈道入汉中，受困于车箱峡，又赶上汉中下雨两个月，弓弩懈、刀枪锈、马蹄穿、衣甲坏，傅永淳说：“扑灭之功在今日矣。”陈奇瑜却说：“等雨过天晴，贼出栈了再打。”永淳说：“雨晴出栈，尚可剿乎？”奇瑜不听。起义军于是私下里贿赂陈奇瑜左右，请求招抚，陈奇瑜本来怯战，答应了。傅永淳说：“贼数十万众，即就抚，何以安插？且未经大创，能保革心耶？此机一失，天下事将不可为！”力主剿。但他的上疏没被采纳。“贼乃从容出栈道，与官兵欢饮数日，忽鼓噪而西，破凤陇汧阳诸郡县，遂不可制。永淳痛哭，拜疏劾之。崇祯震怒，诏逮奇瑜。”

    当时，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起义军，是崇祯最头疼的事。他曾向傅永淳问策，傅永淳对曰：“盗之不靖，皆由督抚之权轻，而监视内臣纵兵日肆，功罪不明。及贼偶一过，而兵将继之，搜掠更甚，兵将利于有贼，而不利于无贼。本以剿贼，而实以益贼，惟尽去监视内臣，专责督抚，以贼之有无为功过，勿听其以出境为功，去邻为壑。而将领罪著者，即致之法，不必关会兵部。”崇祯点头称是，撤了各镇的内监。

    但此时，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大厦将倾，风雨满楼。傅永淳官至吏部尚书，崇祯十三年（1640年），石牌坊开始建造，第二年落成。此时，距明朝灭亡只有三年多。这几年前后，我们看看灵寿乃至全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崇祯十一年，清军越长城内犯，血洗灵寿、鹿泉，灵寿军民死伤无数，房屋多被烧毁，史称“戊寅邑难”。崇祯十四年，灵寿田园绝收，民不聊生，“斗米千钱，人相食”。不仅灵寿，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都出现了蝗旱大灾、人相食的惨剧。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了河南，清军打到了锦州，崇祯皇帝忙着求雨、赈灾、停止刑狱、减免赋税，并一个接一个逮捕、斩首那些“误”了他的大臣，痛心之余还下“罪己诏”，但都为时晚矣。

    而明王朝的官员们还在内斗、内耗。傅永淳的离任应与此有关。清代《灵寿县志》记载，傅永淳因拒收贿赂，得罪了礼部主事吴昌时。正好大学士薛国观被人中伤，下府部议罪。吴昌时就使人暗中指责傅永淳，说他私下受薛国观的托人说情，想为其从轻议罪。实际上大官家里都有门薄，宾客往来都有记录。崇祯为弄清此事，深更半夜派守卫到傅永淳家，“取门薄亲览之，无两人名。且上素知淳，遂释不问”。明史其他人传记中提到的“永淳果败”，或指此事。而县志上的说法是：“淳引疾乞归，疏数上乃允。”甲申（1644年），李自成陷京师，“淳北向痛哭，携家浮海岛。大清定天下，淳自海上归，陛见，辞归山中。康熙丁未（1667年）卒于家，年八十二岁。生平无声色之好，自奉俭素，老益喜诵读。”

    能够老来居家诵读，这样的治世多么怡人，但之前的乱世又是多么悲催！一个人的功劳挽救不了一个病入膏肓的朝代，但一座牌坊却凝结了一段值得回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