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境内巍巍壮丽的岷山山脉主体部分，包含青城山、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等著名山峰。传说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古河湟陇蜀地区的古羌人向东南迁徙，进入四川岷山、岷江一带，这个新的族群，被称作“蜀山氏”。

    《史记》、《世本》、《蜀王本纪》、《路史》等历史文献对蜀山氏均有或多或少的描述。《华阳国志·蜀志》这样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有关上古蜀王的传说，因文献记载零碎阙失，颇显茫昧迷朦，其年代也众说纷纭，无法统一。李白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正道出了古蜀国的神秘与梦幻

    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宝墩古城遗址，看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专家和高校考古系的学生正在发掘一座墓葬。据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左志强介绍，正在发掘的是一座汉墓，位于宝墩城址的内城，虽然是汉墓，但里面黑色的土就是宝墩时期的土层，而且在墓穴中也出土了宝墩时期的陶片。左志强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向下挖掘这座墓葬，以期发现宝墩时期更重要的文物。

    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记者看到了几座高5米左右的土埂子。随左志强穿过纵横交错的沟渠，经过草木丛生、蛛网密布的斜坡，记者爬上了一座土埂子。左志强对记者说，在沟渠和土埂子中曾发现散碎的陶石器物。经发掘确认，这些土埂子便是宝墩古城的古城墙，出土文物见证了四五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左志强指着城墙上面凸出的一块土墩子对记者说，当地村民称其为“宝墩子”，这也是宝墩古城遗址名字的由来。此处原先是一所小学，学生们在上面打篮球，后因宝墩古城的发现而搬迁，这里也就逐渐变得荒凉了。从“宝墩子”所在的城墙遗址到另一段城墙遗址之间有几十米的缺口，据专家推测，缺口应该是洪水冲毁城墙留下的。

    记者从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了解到，宝墩古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法建成，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内城墙，内城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1995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第二期为外城墙，总长度约为6.2千米，外城总面积约276万平方米。2009年在外围调查时发现，两期古城墙呈“回”字形布局。从出土器物来看，三星堆文化一期恰好与宝墩文化相衔接。从综合发掘的宝墩文化8个古城遗址推断，宝墩古城可能就是古蜀的开国之都。

    《蜀王本纪》中记载道：“蜀之先王名蚕丛……”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古蜀文化与其他文化年代对照表》显示，公元前2500—前1700年的宝墩文化，对应蚕丛及柏灌时期，这个推断还有待证明。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代的历史，还无法与考古文化系列一一对应，但可以说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古国已是“蜀之为国”的开端。综合史料和川西民间口头故事，可对蚕丛的人生窥探一斑。

    据说蚕丛有着像螃蟹一样凸出的眼睛，发型奇怪，居于岷山的石洞中，思考如何带领部落走向繁荣。他善于养蚕，或是采集野蚕为食，或是教民蚕桑。因山地对养蚕事业不利，于是他率领部族走出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建立了都城。

    对于蚕丛生平的描述，虽未可尽信，但至少还有出处，而古蜀国次王柏灌的记载，无论是史料还是民间传说，都接近空白，这使他几成无解之谜，更增加了古蜀王国的神秘色彩。

    2小城邦：走向古国时代“大都市”的必经之路

    2010年11月，“鱼凫文化高端论坛”在成都温江区举行。论坛的成功举办，深化了学界对鱼凫王的研究，同时“鱼凫文化”也逐渐进入学者视野。

    关于鱼凫王的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较多。一般认为，“鱼凫”是一种水鸟或鱼鹰，鱼凫王善于捕鱼，带领古蜀人从采集生活过渡到渔猎时代，推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随着古蜀渔民财富积累，鱼凫王有了野心，于是他率领族群打败了其他部落，占领了现在的郫县、彭州等地，最后打到现在的温江地区，并在温江建都。鱼凫王在古蜀人心中的地位极高。

    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徐洪带领记者，来到了温江区鱼凫村遗址。在文物保护石碑周围，记者看到和宝墩古城相似的城垣遗迹。据介绍，鱼凫村遗址呈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其文化内涵主要为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鱼凫村城垣遗址和出土的文物，对于全面揭示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面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距鱼凫村遗址不远的寿安镇，还有一处鱼凫王墓。鱼凫王墓是成都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民国温江县志》记载：“鱼凫王墓在治西北三十三里吴家场南二里，俗呼大墓山……”该墓长80米左右，宽60米左右，高约5米。因关于鱼凫王的史料及地面遗址较为丰富，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曾提出“鱼凫王才是古蜀国第一世”的观点。

    成都郫县的古城镇，因郫县古城遗址的发掘而被开发成一座颇具特色的小镇。穿过小镇主干道，记者在田野间看到了1米多高的古蜀城垣。城垣旁有200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石碑。

    石碑背面记载，古城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遗址呈长方形，地面存有一圈较为完整的土筑城垣，城垣长约620米，宽约490米。古城遗址丰富的遗迹种类和出土文物，为了解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渊源提供了直接证据。

    除温江鱼凫村和郫县古城镇遗址外，在成都平原上，还分布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和紫竹遗址、大邑盐店与高山遗址等古城遗址。这些小城邦和小村落犹如文明的星星之火，为日后兴起的古蜀国辉煌“大都市”打下了基础，也为古城时代走向古国时代奠定了基石。

    3三星堆：古蜀国王都

    从1929年2月广汉月亮湾一家农民发现一坑玉石器以来，三星堆区域的考古发掘一直得到考古学家的关注与重视。1934年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后不断发掘，发现了不少玉石遗存。尤其是1986年7—8月，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被相继发现，震惊中外。大量精品文物出世，为古蜀国研究提供了大量物证，同时也带来了更多谜团。三星堆就此闻名四海。

    据了解，三星堆博物馆1997年建成开放，馆区占地面积约530亩，分两个展区。在第一展馆（综合馆）门口处，记者从三星堆遗址群全貌电子展板上了解到，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总面积约1200公顷，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高台地上，古城垣遗迹包括“西城墙”、“东城墙”、“南城墙”、“月亮湾城墙”等，近年来在“北城墙”亦有发现。

    走进第一展馆，记者首先看到了许多造型精致的陶制生活用品。这些陶器包括壶、罐、瓶、杯等，甚至还有陶制的“火锅”，用途广泛、构思巧妙，仿佛几千年前古蜀先民热闹的日常生活就在眼前。讲解员龙诗祎说，出土的大量酒器间接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平且产量较高。此外，遗址出土了大量家养动物遗骨，以及各类家养动物造型雕塑，可知家畜饲养业也达到了一定规模。特别是发现陶狗雕塑，说明古蜀人已经开始驯化狗了。

    三星堆的玉器与金器交相辉映，展示出当时这个“大都市”的奢华强盛。玉器主要有玉璧、玉璋、玉器饰品、玉制兵器等。据龙诗祎介绍，这些玉器大多出土于祭祀坑中，古人“玉以通天、璧以礼天、璋以祭山”等说法，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蜀国的政治宗教文化。三星堆金器中一根长1.42米、直径2.3厘米的金杖尤为引人注目。这根金杖一端刻有羽箭穿过鱼、鸟等古蜀鱼凫图腾。金杖在展柜中光芒四射、熠熠生辉，向现代人展示了至高无上的蜀王礼仪。

    在记者眼中，三星堆的青铜器代表了三星堆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件件都令人叹为观止。第一展馆的青铜器以两棵较大的青铜“神树”为代表，弯曲奇特的树枝和造型精致的人面鸟雕塑是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羽化飞仙”神仙化意识的形象写照。

    第二展馆（青铜专馆）的青铜面具更加带有浓厚的神巫文化色彩和夸张独特的审美个性。无论是高72厘米、宽132厘米的“青铜大面具”，还是双目凸出、额间铸有夔龙形冠饰的“戴冠纵目面具”，都显现出古蜀人丰富多彩的想象世界，表达了古蜀人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青铜大立人像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立人像连座通高2.62米，头戴太阳纹冠，身穿三件上衣，手足戴镯，赤脚立于祭坛，双手呈极为夸张的握持形态。一般认为，此像为国王兼大巫师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身的最高领袖。人像双手是否持物或所持何物，至今不得其解。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神秘诡异，工艺精湛，自成体系。三星堆堪称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古蜀文化中心遗址，与成都平原同时期的其他小城邦相比，三星堆应是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当之无愧的中心都邑，是古蜀国的王都。

    据介绍，三星堆文化遗存分为四期：一期距今4800—4000年，对应古蜀传说中的“蚕丛”与“柏灌”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包含玉器与陶器；二期和三期大致为“鱼凫”时代，距今4000—3200年，此时期城墙体系合理严谨，规划讲究，设施完备，出土近千件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说明此时是三星堆的鼎盛时期，属青铜文明时代；四期距今3200—2600年，对应古蜀传说中的“杜宇”时期，此时三星堆经历长久繁荣后终被废弃，古蜀政治中心南移。2001年初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其时代与三星堆文化四期相接续，可以说是三星堆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和创新，古蜀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金沙：古蜀国鼎盛时期的文明

    2001年2月，对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拉开了序幕。

    近年来，通过对60多个地点的考古发掘，初步确定金沙遗址的分布范围在5平方千米以上。因最早在十二桥发现同类性质文化，故命名为“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一般居址、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上万件金器、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将3000年前的一段辉煌文明呈现在人们眼前。

    记者首先跟随讲解员唐琦媛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遗迹馆建于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之上。据了解，遗迹馆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采取大跨度钢结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遗址的完整性。部分出土文物采取原地保护方法，因此象牙、野猪獠牙、鹿角与陶器随处可见。其中第18号遗迹平面形状呈长方形，面积约22平方米。据推测，此遗迹原系一座长方形木结构祭台，从发掘遗迹和出土的祭祀品可以感受到，当时古蜀王国频繁而又宏大的祭祀活动。

    金沙文化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精髓，因此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中展出的大量珍贵文物，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大致相同，比如玉璋、玉璧、陶罐和手掌般大小的“青铜大立人”。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遗址博物馆镇馆之宝“太阳神鸟”，这件金箔制品形状如同一张普通的光盘，金箔中央等距离镂空出12条齿轮状旋转的光芒，形似太阳。光芒四周由4只逆时针同向飞行的神鸟围绕，神鸟身躯细长而造型奇特，昂首舞爪，高视阔步。据介绍，此金箔含金量高达94.2%，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礼器，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神鸟的高度崇拜。

    在“太阳神鸟”旁，记者看到了一具庄严肃穆的金面具。这件金面具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明显“帅气”不少，面具耳垂上还有两个耳洞。唐琦媛介绍说，由于埃及也出土过类似的黄金面具，有学者据此认为，古蜀文明有可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我国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传到了埃及。至于此金面具所塑何人，有学者认为，是“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杜宇。

    杜宇即“望帝”，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鼎盛时期的杜宇王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从中可见其方国范围之大。

    郫县杜鹃城遗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部分残留城垣依稀可见。在这里，郫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队副主任谭颖向记者讲述了杜宇的传说故事。杜宇擅长农耕，建国后励精图治，使古蜀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杜宇晚年时，岷江洪水为患，杜宇命其相国鳖灵治水。鳖灵善于治水，没过多久水患遂平，古蜀国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杜宇感其治水之功，便让位于鳖灵，号曰开明。杜宇退位隐居西山，死后不忍离开蜀地，便化作杜鹃啼血鸟，至春则啼，唤农春耕，声音凄切。

    5望丛祠兴衰更替蜀魂永存

    位于成都郫县的望丛祠是纪念古蜀国君主望帝与丛帝的墓地和祠堂，殿宇陵墓之间，水池环绕，碧波荡漾。宏大雄伟的主殿中，矗立着望帝和丛帝高大的铜像，供蜀地后人追思敬仰。

    记者了解到，丛帝即治水的鳖灵，建立了开明王国。丛帝治水，决宝瓶口，在灌县、乐山凿离堆，使水分流，同时凿开金堂峡或长江巫峡，治理水患，为李冰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打下了基础，故有“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之说。有专家认为，丛帝所建立的开明王国共传十二世，在开明九世时，古蜀都城从郫县迁到了成都。

    开明九世为什么要迁都？望丛祠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界一般认为，开明王国的迁都与常年战争有关。开明王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国，奉行举国战争、对外扩张的国策。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国初期就开始了南征北伐的对外战争，尤其和北边的秦国打得不可开交，同巴国也有不少矛盾。到开明王国中期，古蜀国已经发展成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出于战略考虑，至开明九世时，古蜀国都城迁到了成都。

    迁都成都后，开明王国不仅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碍，还征到了更多的士兵，获得了丰富的农副产品，满足了对外战争的各种需求，和巴国之间展开了更加长久激烈的战争，故有“巴蜀世战争”的说法。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的弟弟苴侯私下与巴王做朋友，蜀王得知后讨伐苴侯，苴侯求救于巴，巴又求救于秦。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大夫张仪、司马错等率军从石牛道伐蜀，蜀王在武阳被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另有史料记载，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民众迁到了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名曰“安阳国”。

    古往今来，岁月变迁。古蜀国虽不复存在，但其留下的珍贵遗址为后人不断追思和寻访，其历代君王的故事被不断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