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是“包袱”还是“摇钱树”

    前不久，一度因民间文物保护人士、专家和媒体的极力维护而躲过拆迁厄运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再度陷入“被拆”危机，其“不可移动文物”身份始终未得到权威部门正式认可。

    名人故居该“拆”还是该“保”?它们对一座城市而言，究竟是“包袱”还是招揽游客的“摇钱树”?

    在这场人文和利益争锋、今人和古人斗妍、历史和现实碰撞的比赛里，辜鸿铭寓所变成了旅馆，李鸿章祠堂成为档案局……

    舆论从未停歇。“救救遗产”“抢救名人故居”“莫让遗产在我们的手中断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和亟待改善的市民居住条件又步步紧逼。

    名人故居的当代命运，正折射出今天人与城市的关系、文化与利益的选择，成为一个沉重的思考。

    可笑啊，一边拆故居一边夺故里

    贾珺

    建筑空间的本质是特定时期的某些人群栖居或举行各种活动的载体，即使时光变迁，斯人远逝，旧日的气息仍可能保留在一砖一瓦之中，成为后世感知前人的重要依据。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有名人在此诞生、成长或者寓居，是其历史遗产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一些曾经贡献杰出人才的地方，常常被称赞为“人杰地灵”——假如没有这些“人杰”，“地灵”自然大打折扣。

    今天我们评价一座历史建筑的价值，通常从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和社会五个角度来衡量。大多数历史名人都不是什么豪贵人家，其故居很可能只是普通住宅，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平平，但是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却往往很高。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地人来到北京，以“登长城、访梅宅、看梅戏”为三件大事。梅兰芳先生位于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故宅，虽然仅是一个稍大的四合院，却曾接待过无数的国际友人、政界高官、文坛墨客和梨园名流，堪称民国京剧史的重要见证，其价值之高，绝不低于其他任何府邸名宅。还有很多学者和艺术家的故居充满了独特的情趣，今人徜徉其中，与其著作、传记相印证，必然另有一番感受。

    然而，一些城市在改造建设过程中以“建筑价值不高”为由，将很多名人故居拆除。更可笑的是，还有很多城市热衷于争夺某位“名人”的籍贯，甚至伪造名人故居，却对一些真正的名人故居任其破败、随意摧毁。只因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商业卖点，与历史文化无关。

    我曾访问过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哥本哈根的安徒生故居、巴黎的雨果故居，发现每一处都被维护得非常细致，从整体到细节，仿佛定格在当年名人生活的年代，令人感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名人故居已经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它既不是包袱，也不是摇钱树——这应该是名人故居真正的定位。

    城市人格早于建筑空间就存在着

    曹洛洛

    你只想到名人故居应该保留，那么贫民窟呢?

    这个时代挥舞大铲，要把这两种建筑从城市的土地上拔除——它们旧了、拥挤、不方便、和周围建筑那么不搭调、占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皮……至少要达到街道外观的齐整、平均吧!至少要看上去“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吧!

    我每次走过繁华的静安寺商圈，从珠光宝气的久光百货出来，途经旁边的刘长胜故居，就会忍不住想到：这样一栋恬淡的小房子，给多少浮躁的都市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回溯：你可以忘掉当下繁忙，把自己重新置身于时间轴之中，知道自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走过这座红棕色的小砖瓦房，重新融入到都市苍茫的背景色之中时，你会重新获得一种身份界定。我们常常呼吁“莫让遗产在我们的手中断代”，听起来像是为了子孙后代，但谁说不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2006年时，英联邦国家已有3.27亿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接近当地六分之一的人口;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这些地方的急速城市化。我们看到多少高楼大厦的旁边用竹竿挑出一个塑料薄膜裹成的小棚，一家多口从小棚里钻进钻出，照样抬头挺胸地站在街上，跟周边行色匆忙的所谓精英没什么两样。城市如果给了他们平等的生存空间，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活得坦然自信。

    现在的城市规划人员似乎只重视城市建筑对于人群的“圈养”作用，他们的概念是：先有建筑空间，再有城市人。但其实城市人格早于建筑空间就存在着，体面划一的楼房街道并不能完全改变城市居民的生存法则——我们有权利在贫民窟中安放沉重的肉身，也应有权利在名人故居中寄托现代的心灵;当然更应有权利在社会发展中追寻两者的平衡。

    原来，城市生长并没有“齐整、平均”这回事。不美观、不协调也许原本就是都市人要接受的事实——城市理应是“社会分层”最安逸的容身所，而不是它的终结地。

    丰富城市地方感的难得资源

    尤嘉利

    身在台北游学，就从台北说起吧。

    讲到台北，想必多数人会先想到101大楼。在上海世博园台北案例馆内，3D台北生活一日游，就是从模拟101电梯爬升开始的。也许有些年轻朋友会提及在台湾偶像剧里频频曝光的西门町，还有因为同名电影暴得大名的万华艋艵。相较之下，龙山寺东向的剥皮寮历史街区则清静得多。更鲜少人知的是，那里还保留着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来台避居的住所。

    漫步这个街区，历史仿佛有了触感。如果没有近年来台北市政府斥重金保护、改造，那么不仅这条街巷中包括故居在内的历史遗存难以保留，依附于地方上的情感也会慢慢丧失，而往来于城市的我们也将缺少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这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式。

    确切来说，地方感构成了城市印象。旅行社行程表上，一个紧接一个的城市地标，固然勾勒出城市特有风貌，可惜多半如走马观花看了几张名片，至于对名片背后活生生的人，则未必有多少感受。

    全球化和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已经产生越来越多的“均质空间”，城市变得单一而乏味。记得一位老师讲过，她拍摄了一张浦东陆家嘴建筑群的照片，刻意抹去东方明珠，拿给外国朋友看，不少人以为是纽约。这恐怕也是为何纪念碑式的大型建筑不断涌现，生产意义，使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吧。

    诚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空间利用，不过空间的选择其实是可以多样化的，不止于建起一幢又一幢“101大楼”和“东方明珠”。事实上，那些名人故居恰恰是丰富城市地方感的难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