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红灯区”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八大胡同的建筑有中有西，有砖有木，有院有楼，有商有住，大大小小，里出外进；公共场合与私人领地相互混杂，穷人富户交错纠缠。作者在无数的房子中寻找当初妓院的线索，二层小楼、门楣残字、圆门洞、圆窗洞等。如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小凤仙住过的云吉班，现在是大杂院；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樱桃斜街11号的小楼，现为长宫饭店……

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的早期历史

    八大胡同应是在清乾隆奠基，中后期兴起，清末与民国期间终成“大名”。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清代禁止娼妓，而士大夫阶层自明代就好狎优，蓄养家班。而所以来京的徽班弟子又是男孩子，他们中漂亮的一般就是男旦，住所兼教戏所在，每个师傅的寓所都起堂号，如梅兰芳出自朱霭云的云和堂，梅巧玲经营景和堂，程长庚寓处四箴堂，谭鑫培堂号英秀堂都在八大胡同。嘉庆时期的相公重色不重艺，后来同光以后，以三鼎甲为代表的大师在艺术上精进成功以后，逐渐童伶相公也以色艺俱佳为尚了。可以说清代的八大胡同兴盛完全是因为男伎相公而起的。民国开始，妓女解禁，相公凋零，八大胡同原来的堂子才成了妓院的天下。《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

    乾、嘉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同年间，则多在城外。

西壁营胡同

    八大胡同的沧桑岁月

    八大胡同的沧桑岁月虽然与罪恶、堕落和烟毒，有着如影随形的关系，但它却也见证了满清末年列强入侵的暴行和民国初年政权物换星移的悲哀。在这段令人心酸的历史过程里，八大胡同却也曾出现过几段感人肺腑的轶事和感情。状元夫人赛金花传奇的身世、备受争议的经历以及令人悲怜的结局，致使从曾朴的《孽海花》，至刘半农、商鸿逵的《赛金花本事》，都为她在乱世中曲折离奇的一生，留下很多想象和争议的空间。至于小凤仙和云南都督蔡锷将军的一段情，与她协助蔡锷逃离北京的传说，更创造出小凤仙这名青楼女子在八大胡同和这名历史上令人景仰的护国将军缠绵动人的世纪之恋。蔡锷在小凤仙处留宿时的题联曾写道: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从这首嵌入凤仙名讳的题联我们不难看出，出于八大胡同的小凤仙，她侠女的形象，在蔡锷心中所占的分量。

    走在八大胡同，蜿蜒迂回的巷道，恰似穿梭在无尽的时光隧道之中。走过樱桃斜街，和八大胡同一街之隔的琉璃厂，虽仅有盈尺之遥，但却来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琉璃厂一地的由来，我们可以追溯到远在元朝时，就在这里设置的琉璃窑厂。明成祖永乐皇帝移都北京后，在建筑北京城时，需要大量的琉璃瓦和相关的构件，因此在元代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大了琉璃窑厂的设立规模。数百年来，琉璃厂一直默默地扮演着一个并不起眼的历史角色，甚至到清乾隆年间，当琉璃瓦件的生产从这里搬到门头沟的琉璃渠后，琉璃厂也仅以一个地名被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