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拆之城

但是，统一以后新兴国家那热火朝天的气氛，多少也为古老的罗马带来了困扰。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那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罗马居民，据他后来回忆，在统一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座城市建设了5.1万套住宅。伴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公共建筑物，它多少担当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功能，尽管未必成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卡皮托里奥山上建造的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为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意大利人拆掉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庙宇之一的朱诺神庙及其他一些古建筑，以至于完全毁掉了北峰的悬崖，而这里恰恰是发生“白鹅救罗马”的地方。今天，这座一百多岁的纪念碑与周遭建筑相比依旧太过崭新，会被人揶揄为“打字机”或者“婚礼蛋糕”。

    不过，跟墨索里尼相比，这一切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这位1922年上台的独裁者笃定地崇拜着昔日古罗马帝国的荣光。1929年他宣称：“在五年时间里，罗马必须向全世界人展现其辉煌与风采——宏伟、规整、强大，如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在墨索里尼的眼中，只有古罗马时代的建筑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他下令铲掉了大片十六七世纪的建筑，它们原本围绕在古罗马广场、大角斗场、圆形剧场周围；他下令开辟了一条将大角斗场和自己居住的威尼斯宫连接起来的“帝国大道”。为了加强对古罗马时代建筑的保护，墨索里尼政府在1939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自然古迹法》。出于法西斯的需要，独裁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似乎达到了某种病态。

    墨索里尼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罗马老城向南5公里指导建设了一座新城“罗马EUR”（罗马博览会新城），其建筑设计风格完全秉承了法西斯的理念——气势逼人，却又冰冷无情。它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召开1942年国际博览会，不过随着二战的爆发，大部分建筑还没有完成，墨索里尼政府就倒台了。

    接受，而不是改造

    1950年，新的意大利政府重新启动了新城的发展计划，以EUR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设施和居民区，将罗马最为现代的职能归纳于此，从而避免老城遭到破坏。这听上去很像北京当年未能实现的“梁陈方案”——将行政区放在远离北京旧城的西郊。劫波度尽的意大利人对传统建筑的理解更为理性：接受，而不是改造。1964年，《保护和修复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在意大利威尼斯签署，这份文件成为了指导各个国家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普遍原则。其中有这么一段规定：“任何地方，凡是传统的环境还存在，就必须保护，凡是会改变形体关系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意大利人至今仍在忠实地执行这条规定。他们甚至不谈“文物修复”这个概念，陈志华记得自己初来乍到时，言谈中常常提及这个词汇，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人很有礼貌地纠正他说：“不能说修复，要说‘干预’”——所谓干预，就是防止文物建筑继续被破坏。

    陈志华曾经几次去一位罗马大学教授家做客，“阳台上栏杆，塌了，有那么两三根料耷下来了，我第一次去这样，我最后要走了还那样，我说你怎么不修啊？他说我能修啊？我得等着！”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没有资格在自家动土，他所做的只有向上汇报，等着文物保护的专业队前来。结果，人家来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所以没着急修，就这么放着了。“我说那你们岂不是很不方便？他说这东西不是我们家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个国家的问题。”长年目睹中国乡土建筑消亡的陈志华感慨不已。

    诸如此类让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大巴车不许进入罗马城门，地铁修筑屡屡因为发现了地下文物而影响了进度。由于道路没法扩建，当地的救火车只能凭借着高超的技术穿梭在大街小巷。

    即便这样，罗马人依然喜欢住在这座城市，他们热爱并捍卫着自己的城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中国驻意大使馆曾想修一个会议厅，没想到当地社区组织反对，最后意大利人同意将这个会堂修在地下，而地面上要求必须绿化。

    这些无时无刻捍卫自己城市的罗马人，也许每天都会在附近的咖啡店、菜市场和教堂见见面，聊聊天，也许他们会不经意地来到西班牙广场——这里是《罗马假日》中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牵手的地方。伴随着祷告的赞歌，人们继续着一座千年古都的永恒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