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冯友兰故居

    冯友兰在昆明

    卜保怡

    1938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带着总计1132箱、重约100多吨的大批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来到龙头村，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其中，有傅斯年、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丁声树等著名学者。此外，梁思成率领的“中国营造学社”、傅斯年任所长的北大文科研究所也云集于此。一时之间，龙头村一带的龙泉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最早把龙泉镇称为文化中心的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所作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清华大学内迁，冯友兰随校南下长沙，西迁昆明，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兼清华文科研究所所长。

    “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冯友兰认为上战场杀敌或在校读书做学问都是神圣的职责。他说，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也不是这个样子。

    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用他自撰的楹联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他的《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哲学著作。通过“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中《贞元六书》除《新理学》外，很大一部分写作于昆明居住在龙头村期间的油灯下。

    由此可见，他在龙头村的哲学世界，思考的是民族复兴的重大命题。

    这个阶段，冯友兰除了写作，教学和社会活动颇多，每周，冯友兰有几天要进城到西南联大上课，步行要三个多小时。他一部黑髯，一袭长衫、一副圆圆的眼镜，加上壮实的身躯和宽厚的面庞形象，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全因他有一位贤惠的夫人。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为了支持冯友兰的工作，她当起了家庭主妇。

    当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为了节省开支，任载坤除了张罗家里的一切杂事，还靠做手工挣几个小钱，添补家用。住东岳宫厢房时，旁边是个小学，她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因女儿冯宗璞自幼多病，休学在家，任载坤便经常为女儿补习功课。“静静的下午，泥屋，白木桌，母亲携我坐在桌前，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父亲从城里回来，笑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这一情景，成为永远珍藏在冯宗璞心中难以忘怀的图像。

    抗战胜利，三校北返，为纪念西南联大的光辉历史，校园里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冯友兰撰写的碑文洋溢着热情的爱国主义思想，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章，为世人所珍重。

    1946年，冯友兰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后，冯友兰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95岁高龄时，冯友兰完成了七卷本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写完书后四个月就去世了。

    如今，当我们走进冯友兰居住工作过的龙头街东岳宫“七号仓”，就像走进一座丰盈的精神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