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余下的三部半《四库全书》尽管只有沈阳故宫的这一部还藏在文溯阁中，但这一部的命运却又最为多舛。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历险开始于1914年。这一年，为拥戴袁世凯登基，准备影印《四库全书》，于是将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此书被冷落在故宫中。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并且价格已议定为120万元。此消息传出，首先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获得，他于4月22日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作罢。这位沈先生生于1886年，卒于1947年，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段砚斋杂文》和《沈兼士语言文字学论文集》。早年留学日本，曾与钱玄同一起师从章太炎，为同盟会会员。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校园中有“沈氏三兄弟”之称。沈兼士与鲁迅先生有很深的交往，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他曾同鲁迅、许寿裳等人站在一起，签名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没有流落异邦，我们今天应该感谢这位沈兼士教授，是他的文化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才保全了中国人的体面。沈兼士的所为让我感动，为了追寻他的事迹，我曾求教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和他的夫人杨贺松老师，是他们帮我在北大校史办查到了有关沈兼士先生的资料，后来我写成了《不该忘记的沈兼士》一文，总算释然了我对他的一片情结。
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离开沈阳十年。这时，沈阳欲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准备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由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并抓紧清点，查经、史、子、集共6144函。于当年8月5日点交完毕，由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押运回沈。并于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撰写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复运记》，刻嵌在文溯阁东面的宫墙上，以志纪念。
“九一八”之后，东北国土沦陷，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
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政府为了妥善保管这套书，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据参加此项工作的杨仁凯先生回忆，1950年，他刚来东北工作，就奉命同另三位学者一起到文溯阁整理《四库全书》。他们吃住在故宫，一页一页地清理，历近一年，终于将《四库全书》整理完毕。四人为了纪念这次颇有意义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曾互相戏称为“文溯阁大学士”。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好《四库全书》，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再一次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忆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不得不将《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安。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1月，《四库全书》才得以运回沈阳，存放在沈阳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库房里。
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战云密布。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在运出之前，辽宁省图书馆的职工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番深情，夜以继日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清点和保养。逐函、逐册、逐页地清理，将水迹、斑点、破损等情况详细地记在了清点卡片上，凡发现有破损处均做了修补。还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一并交于甘肃省图书馆。沈阳铁路局备好了专列，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行程近三千公里，于十月底将全书运抵甘肃，藏于兰州市郊的一个战备书库中。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对于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库全书》来说也许不算太长，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如今，冷战早已结束，而文溯阁《四库全书》还沉睡在长城那边的黄土山沟中，这无疑是一种暴殄天物般的浪费。
七
在一个秋光绚烂的日子里，为拍摄专题片《文溯阁与〈四库全书〉》，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兰州。恰值甘肃省图书馆建馆80周年庆典，正在展出馆藏珍品书画，文溯阁《四库全书》被从书库中取出经、史、子、集各一函，同敦煌写真本、沈周《山水横幅》、董其昌《行书长卷》等一起展出。
透过玻璃展柜，我们可以见到那装潢考究的《四库全书》为长8开本，封面各异，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青色，集部为灰色，分别代表一年四季。史料记载，这四种封面颜色还是陆锡熊的创意。据说陆锡熊在全书抄写近尾声的时候向乾隆建议说，《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以前对这种说法我未曾留意，但在甘肃见到文溯阁《四库全书》后，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它的封面不是绿、红、白、黑，而是绿、红、蓝、灰，与乾隆所讲不一致，但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又确是绿、红、白、黑。与文溯阁本颜色一致的还有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毁失的文源阁、文汇阁和文宗阁本的四种颜色不得而知，但从残存的四阁全书中看至少是有两种格式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杭州文澜阁本后来补齐时按史料记载重做了封面？这当是《四库全书》的一个谜，尚待专家考证揭示。
参观完甘肃省图书馆，即由馆长陪同去战备书库。从图书馆到市郊的战备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驱车前往，已近中午。兰州市郊的晚秋笼罩在一片红黄交织的颜色之中，公路两旁不时能见到茅盾笔下那挺拔如哨兵的白杨树，黄黄的叶子像蝴蝶一样飞上飞下。远处的黄土高坡上，沟壑均匀得有如人工摆布，像是一幅展开的壁画，而不时闪出的一树两树红叶，又似壁画上的点晴之笔，灿烂夺目。书库建在一个骄车费了很大劲才进去的山坳中，厚厚的黄土层上，错落着几排砖房，果树掩映，有红红的苹果挂在枝头。大门打开，才见出这里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院落。院内绿荫垂野，整洁而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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