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人于敏中，位列《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官”，许多工作都是在他的主持和具体操办下展开的。虽然列名的“正总裁官”有16人之多，但如和珅与几位皇子们谁能做具体事，只不过挂个虚名而已，正总裁的工作大都是于敏中完成的，他一面要做下面的工作，一面还要做上边的工作，既要对皇帝打马虎眼，还要博得皇帝的欢心。比如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是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但皇帝过后也时有发现，于是朱笔一批“草率讹谬，比比皆是”。板子自然要打到于敏中的身上。
还有陆锡熊，这位饱读诗书的上海人，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四库全书》中的提要多出自他手，晚年曾两次奉皇命到沈阳文溯阁，校斟《四库全书》的舛错脱漏。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在第二次到沈阳途中，被冰雪困于山海关，因受寒冻，最终客死盛京，一代名臣，成了文溯阁下的他乡之鬼。后人能有几个记得他？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丰碑从来都是血泪和枯骨铸就的，万里长城是这样，大运河是这样，《四库全书》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是文化人的血泪；学者的血泪；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是农耕者的血泪，征夫的血泪。
然而，历史似乎又很公平，伟大的工程并未给“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皇帝和他的皇朝带来多大的幸运。构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死后不到七年，他的国家宣告灭亡。而修通大运河的隋炀帝下场更为悲惨，他被人勒死于大运河的那一端，当年即告灭国。乾隆皇帝应该说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类，他死后大清朝的江山还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后人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百年？
乾隆死于1799年，即《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的第十七年，这年正好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已迎面而来。这位89岁的老人留给子孙一个最为糟糕的乱摊子，带着煌煌大国的梦幻、满足与微笑撒手而去。殊不知清朝，乃至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悲剧，就酿成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的皇帝身上。随着18世纪的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最为不堪回首的腐败和昏暗的世纪。乾隆爷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封建社会竟在他的子孙手中结束。
实际上，早在乾隆下诏修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先兆就已露出端倪。
这中间有一个很巧合的现象，即《四库全书》始修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是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著名的《百科全书》正编17卷、图版11卷全部出齐的1772年。启蒙运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反对都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它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使法国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和北美。而《百科全书》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介绍各种科学知识，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工具。以丹尼·狄德罗为中心，许多志同道合的启蒙学者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等130余人参加编写工作，而且还团结了一大批当时并不出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以至开明的传教士来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这批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哲学观点，都强烈地主张通过宣传科学知识、扫除愚昧来痛击反动的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派”。
正当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历时30年编撰完成35卷《百科全书》时，纪昀、周永年、翁方纲、姚鼐、王念孙、戴震等360余位饱学之士正奉乾隆之命甩着长长的辫子躬身伏案纂修《四库全书》。冥冥中的东西方进行了一场文化大碰撞。同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但却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而也奠定了他们各自祖国迥然不同的历史归宿--一群人在意气风发地敲响封建专制的丧钟，另一群人则孜孜以求地为封建王朝增色添彩。
这是巧合吗？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慨万端。
五
回过头去看历史，尽管乾隆修《四库全书》的举动或多或少有着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天下百姓的同一本质，但客观上却为华夏民族留下了一份文化奇观。
中国古书的流传与保存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凡编辑成丛书的往往不易散失，尤其是官修大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大”而难散，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加意保护，这是民间私人藏书所不容易做到的。《四库全书》集古书之大成，历经二百多年的战乱世迁而完好无损就是这个道理。从今天华夏民族能葆有《四库全书》这个意义看，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乾隆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
乾隆皇帝不仅策划了《四库全书》的编修，而且还想好了《四库全书》的收藏。
早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乾隆即命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内廷四阁，并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访察建造之法。然后绘图上奏。他在奏章中说：天一阁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有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天一”名阁。阁为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阁的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乾隆对天一阁特别信服，随后下诏分建四阁。首先开工的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二阁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竣工于乾隆四十年（1775）夏。阁成之日，乾隆特赋诗说：“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接下于1775年至1776年在紫禁城建文渊阁。在内廷四阁中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建得最晚，于1781年动工，第二年建成。乾隆亲笔书写《文溯阁记》。其中谈到四阁的立意，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而盛京的“文溯阁”更有合周诗“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乾隆在这四阁的建筑及命名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抄写完毕的《四库全书》第一分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体上藏进文渊阁；第二分书于同年秋开始分五批陆续运抵文溯阁；第三分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藏于文源阁；第四分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贮进文津阁。乾隆当初的想法是将《四库全书》只抄写这四部，后来忽然想到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于是复命续缮三部，分藏江苏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以便士人就近抄录传观。
至此，南三阁、北四阁，七部《四库全书》分藏七阁之中。这是刻本书时代的写本书，弥足珍贵。其中北四阁之书为皇室禁物，与士民无涉；江浙三阁书成后，准许士子入阁抄录，人文荟萃之地，更得《四库全书》的垂荫，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自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进入19世纪后，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四库全书》也走上了一条悲壮的历程。
1853年，南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连同藏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此时距乾隆离世还不到60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圆明园，文源阁及其藏本一并化为灰烬；1861年12月，太平军进攻杭州，文澜阁藏本散失过半。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七分之书已佚存参半。缅怀畴昔，不能不令人产生典籍散亡之悲也！
还好，余下的三部半书总算熬过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19世纪，走到了20世纪。然而20世纪的近代中国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三部半书依然累遭迭难。1915年，文津阁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护所，后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故宫文渊阁藏本在日寇侵占热河后，于1933年运到上海，后又迁徙重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收藏。至此，七阁之书，只有文溯阁藏本还算完整，书阁一体。
文溯阁《四库全书》会有一个幸运的结局吗？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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