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成的《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为群经及小学之书，如《易经》、《尚书正义》、《毛诗指说》、《尔雅注疏》等；“史”为纪事之书，如《史记》、《竹书纪年》、《建康实录》、《岁时广记》等；“子”为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如《孔子家语》、《世说新语》、《西京杂记》、《归田录》等；“集”为诗文新曲、散篇零什，如《楚辞章句》、《李太白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全书著录书籍3500余种，7.9万余卷。全书订成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
这一系列数字叫人眼花缭乱，但它的分类却又极为科学。经、史、子、集“四库”，这种富于诗意的分类法，曾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并从此成为中华典籍的代称。其实，此种分类法并不是乾隆的首创，早在晋代就已成形。晋初荀勖整理政府藏书，变刘歆《七略》之法，分目次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二曰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三曰丙部，纪历史旧事、皇览杂著；四曰丁部，纪诗赋、图赞、汲冢书。后东晋李充加以调整，以五经为甲部，历史记载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隋唐以后遂沿用此种分法，称为经、史、子、集。《新唐书·艺文志》曾有这样的记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从此，书分四库成为定制，只是到了乾隆这一笑傲历史的举动之后，“四库”一名叫得更响了。
三
历史的微妙往往让人难以捉摸，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个骑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不仅疆域广大，同时也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煌煌伟业。
乾隆做为一个骑射民族的子孙，聚一代之精英，完成了一项集浩瀚华夏文化之大成的壮举，这不能不让人在品味这位风流皇帝下江南的同时，更欣赏他在文化建设上的丰功伟绩。据说清代统治者能坐稳中原江山，得力于两部书的修纂，一是《康熙字典》，一是《四库全书》。为了编这两部书，天下反清英雄志士因此而入彀，被称为“老英雄法”。这原本是一个政治策略。乾隆在“稽古右文”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寓禁于征”，借此消灭清初的史事记载，达到遏止汉人反清观念的政治目的。乾隆此举实际上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着同一本质，只不过他比秦始皇更高明一些罢了。
在文治武功方面，乾隆可能胜过了他的祖上也让他的后代们难以企及，但他的心胸却远没有他的祖父康熙那样宽阔。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政治偏见以及江山永固的期望，他借修书之机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其实质，仍然是对各民族武装镇压的继续。
为修《四库全书》而征集的图书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各省征集采购之书，称为“采进本”；二是原来清宫内收藏之书，称为“内府本”；三是从清初到乾隆当时奉皇帝命令编撰之书，称为“敕撰本”；四是各藏书家进献之书，称为“进献本”，五是从《永乐大典》里辑逸出来的书，称为“《永乐大典》本”。对民间藏书的征稽，乾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反复下诏，奖罚并用，公开表示民间藏汇送京师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尽诱惑，且信誓旦旦。到了1774年，各省运抵京城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下伪装，公开下达了禁书令，命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这样，在征集图书及修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大约在7万部以上。另有一些书籍横遭删改，特别是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诲处，如“贼”、“虏”、“夷狄”、“中国”、“女真”等字样均在改窜之列，甚至成段成篇删除。此外，一些被视为小道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创作及戏曲、小说以及与正统儒学相抵触的佛教、道教著作、科技、手工业著述等均排斥在《四库全书》之外。为此，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中曾给予了有力的挞伐：“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真是中国文献史上的一场灾难。
论及古代图书兴废，明代学者胡应麟有“十盛十厄”说。他概括明以前图书的十大厄运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此其一；王莽改制焚烧书典无数，此其二；东汉末董卓部将屠长安书被毁尽，此其三；晋“八王之乱”使政府藏书“糜有孑遗”，此其四；梁元帝城破前焚书14万卷，此其五；隋末宇文化及兵变火烧宫中藏书37万卷，此其六；唐代“安史之乱”使旧籍“亡散殆尽”，此其七；唐未黄巢起义“内库烧为锦绣灰”此其八；北宋末年金陷汴京，“秘阁图书，狼籍泥中”，此其九；南宋末年元兵侵入杭州，图书尽皆遗散，此其十。明代以后，图书之大厄运无过于乾隆的“寓禁于征”，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图书的第十一大厄。
不仅如此，《四库全书》修纂期间，乾隆还大兴文字狱。为此我曾在图书馆查阅相关清朝文字狱的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征书开始到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清朝未兴一例文字狱，并且对献书者大行奖励之风，其中宁波天一阁范懋柱家进书较多，乾隆亲赐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弄得范家上下感激涕零，可见这位乾隆爷的捣鬼有术。然而，当民间万余册图书征集上来，目的达到后，皇帝即刻变脸，大开杀戒，以三十九年屈大均诗文集内有悖逆语销毁其书并创毁其墓始，到四十八年《四库全书》修完止，十年间共兴大小文字狱34起，密度之高，举世骇然。十年中的最后一起是李一《湖涂词》案。文士李一作有《湖涂词》，内有“天湖涂，地湖涂，帝王师相，无非湖涂”等语，被时人乔廷英呈上朝廷。而乔所作诗稿内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也被查出，二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一并坐斩，妻媳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真是弄得一塌湖涂。文字记载可查的就有这么多，其他因文字之疑虑而被逮捕拘禁的，尚不知还有多少。
乾隆的目的终于达成，且一石二鸟，焚书与修书这两项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他手下变幻成为一个绝妙的组合，这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天字号创作。在乾隆那粲然的笑容下，群臣那“分纲列目，见义理之有条；按籍披图，信源流之大备。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的表赞声中，善良的人们惟见那一座巍烁古今的文化丰碑，而淡忘了因文字狱而屈死的冤魂枯骨。
在封建皇权之下历史会变得倾斜，文化良知也会黯淡和哑然。
四
历史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公平。后人看前人更多的是相信典籍和丰碑，而不是枯骨，何况《四库全书》这座丰碑又是那般的厚重。因此后人不仅不会记得文字狱中屈死的冤鬼，甚至也不会记得真正编修《四库全书》的功臣。
公正地讲，真正主持编修《四库全书》工作的是正总裁官司于敏中、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还有陆费墀、戴震、邵晋涵和周永年等学者。这几个人当中，纪昀还算幸运，因“老头子”之传说，人们还多记得这位机智的纪晓岚，现加上后来多种戏说一类电视剧的推波且澜，纪晓岚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幸运中的幸运。其他几位呢，有几个人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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