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个秋雨迷离的午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先生为我的采访安排好了一切，并亲自陪同介绍文溯阁的建筑规模和历史变迁。他多少有些激动，激动得近乎苍凉。我很理解，作为博物院的院长，面对这故宫中最可葆爱然而却是一座黯然了三十年的空阁，心中自然不会畅快。
当我们看完当年乾隆皇帝读书的仰熙斋和《文溯阁记》碑亭后来到文溯阁楼下的时候，只见上楼的大门紧锁着，支院长对楼喊了几声，从楼上打开的窗子上探出的女管理员的身影，原来她正在楼上清扫卫生，为防有人上楼，在里边反锁上了阁门。楼梯很窄，木制斜式，只能容一人行走，二百多年，能上文溯阁的人大概也是屈指可数。
楼上六楹，每楹都是楠木雕花门格。阳光斜射，当年的金丝楠木书架空落着，乌黑中透着暗红。女管理员张爱群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她似乎对这份工作很骄傲，做得也很尽心，书架擦得一尘不染。楼角的小写字台上摆放着一排《读书》杂志。她说她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已经连续订了十几年。我很羡慕她，在文溯阁上的阳光里安闲地读书，这是一种前贤不见、后者难及的享受。然而，能葆有这样一份自甘寂寞的心境，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来的。
窗外雨雾升腾，秋意正浓，楼上到处飘逸着一种书籍和楠木的古色古香。阁中寂静，寂静得让人感觉不到人世间的风尘。如果不是楠木书架上那镌刻着的“集部第××架”的字样，似乎让人再也想不起历史，想不起文溯阁二百余年的沧桑。楠木书架、楠木楼板、楠木门格，都是楠木的，在我的印象中，楠木是帝王的象征，北京十三陵长陵大殿中那矗立的金丝楠木大柱曾令世人惊叹。为了采伐皇帝所用的楠木，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断送在广西、云南的深山云海中。楠木既带来残酷，又带来文明，如今，我抚摸着二百年前的楠木书架，脚踩这尘封了许多个年头的楠木楼板，与在十三陵中的楠木大柱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随便驻足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地方，都仿佛走进了满是文字的历史。它的每一块楼板、每一架书格都告诉我：文字记载，无疑是文明发轫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沧海桑田，英雄枯骨，当历史烟云散尽，世事飘若尘埃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文化更能供后人解读文明演进的足迹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将《四库全书》视为同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并列的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尽管《四库全书》不在了，可人们还是那样重视文溯阁，保护文溯阁，都想到这曾经庋藏过《四库全书》的地方凭吊些说不清的东西。一份追慕？一份伤感？一份企盼？曲意幽怀，无不是那部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感召。
从文溯阁楼上俯视故宫，所见都是各种建筑的飞檐翘角和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整个故宫，也只有在凤凰楼上能有这种感觉。然而文溯阁与凤凰楼远不一样，凤凰楼是乾隆祖上聚会议事、筵宴安寝的地方，所藏的是玉宝玉册、圣容圣训；文溯阁只是一座空楼，一座书去楼空鲜为人知远没有凤凰楼辉煌的藏书楼。同游客熙攘的凤凰楼、八王亭相比，它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
书去楼空，文溯阁有知，烟雨秋声之中，更显得苍然迷离。
二
就确切价值而言，文溯阁只是一座藏书楼，而且二百年只藏了两部书，精确点说只有《四库全书》一部，那部《古今图书集成》只是一个陪衬。然而这却是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主要典籍、历经二百多年兵燹战乱而完好无损的一部硕大无比的书。它本身，就是一件巍烁古今、震惊世界的壮举。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上下古今的众多国度里，只有中国以厚重浩繁的文化典籍穿越了几千年的岁月沧桑，绵延至今而不衰。这个千古神话无疑有赖于文字的发明。苍颉造字、许慎六书，华夏先民刻龟甲兽骨、铸青铜铭文、凿石鼓盟书、镌竹简经幢、写素涓绫纱、集笔墨纸砚，文明的薪火就这样世代相传，永不熄灭。在这期间，典籍的建设有赖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收藏，二是朝廷嵬集。前者人单力薄，往往前功尽弃；后者则能集中一个国家的力量，荟萃几代精英，建设成举世惊叹的文化杰作。这种事多属开国立业之帝王所为，他们在云扫天下之余，大都会垂意典籍，以示文治之功。粗野如元太宗窝阔台尚能于宋端平三年（1236）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编辑经史；粗顽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能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定陈友谅后下诏访求遗书。重文学、求隐逸历来是专制时代的帝王们视为羁縻知识分子，消弭反抗思想的无上策略。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恐世人讥其少才德，于是集文人编纂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大书，用文人之力，箝文人之口。明成祖朱棣自以得位不正，于是以文治来笼络天下文士编修《永乐大典》，此书“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共装成1.1万余册，约3.7亿字，是《四库全书》之前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而这一切，都远不及乾隆的气魄，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虽然说不上是最好的皇帝，但却是最具特色的皇帝。他最突出的特色是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当政最长的皇帝；南征北战，夸称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曾四巡东北、六下江南、九临曲阜；平生喜欢作诗，现存4.3万余首，是中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他什么事情都想做好，甚至做绝，其顶级之处就是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是他在位第三十七年的正月，公元纪年是1772年，此时“康乾盛世”已达顶峰，户部存银达到7800万两，是乾隆初年库存的两倍还多。在文化上，当时贤俊蔚兴，人文郁藏，鸿才硕学，比肩接踵，学术之盛，实开数百年来未有之新纪元。这样的国情国力无形中更激起了乾隆的好大喜功之心。
为了完成这一盛大的举动，朝廷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编修馆，乾隆特派他的三位皇子和数位军机大臣来主持这件事。正总裁官16人，除三位皇子外，有刘统勋、于敏中、和坤等人；副总裁官职10人，其中有刘墉、曹秀先等人。具体领导者为总纂官纪晓岚、陆锡熊等。辽阳人王尔烈参与此工程，位列“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最终参加这一浩大工程的人员多达4400余人，其中有360余位学者参加校订和撰写提要，许多人是海内积学之士，历史上的知名学者，如戴震、姚鼐、翁方纲、周永年、邵晋涵、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念孙等，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所熟知。修成后的《四库全书》，征调了各地保举，经考试而录用的3800余名落第举子以工笔小楷缮写了七部。从编纂开始到第一部抄完，共用了10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最后一部抄成，共历时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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