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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最早的“金融街”
来源:辽沈晚报 作者:顾珍妮 日期:2009-12-31
繁杂氛围掩映下的中街,很多内容可以被人群以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淹没掉。它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作一条商业街,而是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整体,所有的街路、建筑全部被移动的人群和爬行的车辆淹没,包括那条曾因东三省官银号而著称的朝阳街。

东三省官银号老照片

1924年东三省官银号10元汇兑券

1929年东三省官银号的一百元票面 与绝大多数街路不同的是,朝阳街的名字与它的过往似乎毫无关联,如果按照这一原则的话,想必这一条街路应当更名为“金融街”更为恰当。可再高亮度的灯泡与挂在太阳下也必将黯然失色,朝阳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站在中街的面前大肆宣扬自己如何辉煌的过往的,于是索性丝毫不加粉饰,庸庸碌碌地躺在那里。
至于朝阳街上那些昔日陈旧的往事,你若是个有心人,甚至不必费心挖掘,因为它们正静静地躺在那里,稍作停留便可洞悉一二。
一世繁华东三省官银号几多变迁
沿着朝阳街自南向北一路走来,古建筑乱了人眼,就在人们的好奇心将被消磨殆尽之际,路东的一处灰色建筑敦实地扑面而来,你甚至不会多看它一眼,尽管它如此气势恢宏。过于沉稳的色调,顺着那些流逝掉的历史,被涡流一带而过。这正是朝阳街上迄今保留的古建筑之一——东三省官银号。
东三省官银号,从这非古非今的名字里,不难读出它生成的年代。关于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
资料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创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以银锭和银元为基础发行纸币,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
1907年,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亲命副都统衔兼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奉天官银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
1909年,奉天官银号正式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并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并将其抢劫一空,更名为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东三省官银号又被改名为中央银行沈阳分行;1948年,更名为东北区人民银行;1958年,原东三省官银号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沈河办事处;1984年,这处伫立了百余年的老建筑,终于历经了多达6次的更名风波,固定为现如今的中国工商银行沈河支行。
随着名字的不断更迭,在那个动荡多变的年代,这座建筑几经易主,将一世繁华留在了东三省官银号的名字上。
彭贤寻亲张作霖报当年茅屋救命之恩
1915-1916年,东三省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时为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彭贤任“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兼总商。1919年,总办刘尚清离职后,彭贤升任总办。
彭贤管理东三省官银号十几年,从未丢过款,每届年终结账,净利润竟多达现大洋几百万元。这对奉省财政和张作霖本人来说,贡献极大,同时也不难看出,张作霖对彭贤的信任之情。
那么,这位兢兢业业为张作霖管了十几年钱的彭贤究竟与其有着怎样的渊源?张作霖对彭贤的信任究竟来自于何处?
据传,两人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张作霖收编之前。在张作霖还在骑马闯荡江湖的年代,一次,他被官兵一路追杀,逃到新民市兴隆店——这里恰恰是彭贤的老家。眼看着身后官兵丝毫没有懈怠的意思,一路穷追不舍,张作霖有些抵挡不住,就在此刻,一处令他大为惊喜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前方出现了一处村落,这意味着他可以潜身其中,如果顺利的话可以逃脱官兵的追捕。
然而随着这个小村落的临近,他发现境况并不如同他之前想象的那样乐观,村落已然凋零没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户人家。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身后官兵的脚步声再次临近,不容张作霖多想,他便一头扎进了村头的一间茅屋。
茅屋破旧不堪,吱吱作响的门梁几乎要被张作霖的蛮力撞毁,当他冲进茅屋中央站稳之际,又一股绝望袭来:环视茅屋四壁,整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火炕、一个灶台之外,只剩下一口豁了口的大水缸。火炕上坐着父子俩,齐刷刷诧异地望着张作霖,脏兮兮的脸蛋和干瘪的身材上都写着“贫穷”二字。
如此简洁的布局简直让张作霖欲哭无泪,但若是再出茅屋另择藏身之地的话,必然被追兵逮个正着……时间紧迫,不容多想,张作霖“扑通”一声跪在了父子俩的炕边。“大爷求你,一定要救我,后面的追兵马上就到。我一路跑来此地,始终没有容身之所,冒昧闯进您家中,请你无论如何帮我找个藏身之处,待我躲过这一劫难,日后必将报答于你。”
老头眨了眨眼睛,半天方才缓过劲儿来。他盯着张作霖望了两秒钟,觉得这个小伙子相貌不俗,刚才的一番话也颇有江湖义气的风范,于是二话没说,叫着儿子一同起身,两人去搬那口豁口的大缸。“家中实在贫寒简陋,你也看到了。如果说藏身之地,也只能依靠这口破缸来保全你的性命了,希望你福大命大,看造化了……”老头说着,把缸翻了过来,跟儿子合力,将张作霖扣在了里面。
这时候,一伙儿官兵顺着四敞大开的破门闯了进来,看到老头后便大声询问:“刚才有名男子打此路过,老头你看见了没?”老头还是挂着那张黑漆漆的脸,眨了眨眼睛,惧色满面地说:“男子啊,看到了,他往南跑了……”
“往南?”领头的官兵皱了一下眉头,瞪了老头一眼,随即眼珠骨碌碌地巡视了一圈这间破茅屋——一铺炕、一个灶台、一口破缸,炕上父子俩一目了然;灶台更是不用说,大锅里面空荡荡;至于这口破缸,破得豁了口,谁也不至于傻到藏在这里面。于是,领头的官兵哼了一声,一队人马再次杀了出去,按照老头的指点,朝南方追去。等了许久,四下里安静下来,老头跟儿子合力搬开大缸,张作霖立即磕头认老头做了干爹。老头姓彭,老头的儿子正是彭贤。
若干年后,彭老头去世,临死前,将彭贤叫到床前:“我死后,你一个人无依无靠,去找你的干哥哥,有他照顾你,我就能死得安心了。”葬了父亲后,彭贤来到现如今的沈阳寻张作霖,打听到他的这位哥哥住在大帅府,于是便一路寻了来。
一个穷小子来找张作霖,看门人顿生警觉:“你找我们大帅干嘛?”“他是我哥哥,我父亲刚刚去世,让我来找他。”彭贤怯生生地说。“哥哥?我们大帅哪有你这样的弟弟!等着吧,你要是冒充官亲的话,有你好看!”经过了一番审问,看门人将这一来访者禀报给张作霖。
张作霖见到彭贤后,回忆起当年的一幕,感慨万分,为了报恩,他必须为彭贤安排一份差事,以便让无依无靠的他能够在城里安生下来。
彭贤没读过几年书,很多差事做不来。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终于为彭贤找到了个合适的位置,他说:“那你就做我的大管家吧,负责管理东三省官银号,不需要你做别的,帮我看住钱,看住人就好。”这样,彭贤就成了东三省官银号的主管,他在位期间,经历了两次直奉战争,在经济方面给了张作霖坚实的后盾。
一砖之争彭贤步步退让反而白捡个后花园
关于彭贤的公馆,众所周知的是在辽阳,并且这处古建筑如今作为辽阳市博物馆,仍旧有所保存。彭公馆形式与大帅府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其整体规模要小于大帅府,从中不难看出彭贤在张作霖心目中着实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彭贤的公馆并非仅此一处,就在朝阳街上东三省官银号附近,也曾建有彭贤的公馆。虽然该处公馆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消失在当下人们的视野中,但公馆建造中那个“一砖之争”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彭公馆在朝阳街上选址动工后,发现原本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却因为少了一块砖的位置而不能形成对称结构,不成格局。而那一块砖的位置正是隔壁邻居家的院墙,如果想要确保彭公馆建筑的规整性,就必须要拆掉这家院墙的一角,挪出这一块砖的位置。
于是,施工人员立即派人去协商,发现房子里面住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外出,剩下老头一个人在家。听闻这一意图后,老头犹豫了一下,如果要拆除自己的院墙,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房子整体格局被破坏。这时候,彭贤手下主动表示:“我们总办会给你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的。”老头想了想,答应了,最终双方以1000银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就在院墙将要拆毁的当晚,老太太回来了,相比老头而言,她是个精明人。听说彭公馆要以1000银元的价格购买自己家院墙的一砖之地,她最初颇为惊喜,但随后立即认为这一交易并不妥当。“那彭总办是专门管钱的!1000银元就能把我们打发了吗?不行!怎么说也得多给点!”于是,施工方开始与老夫妇再次协商,最终以之前10倍的价格——10000银元成交。
这样,随着老夫妇院墙的拆除,他们开始为一块砖大小的地方卖了10000银元而沾沾自喜,不过,数日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彭贤作为东三省官银号的总办,他的公馆的建成,就意味着两家将成为邻居。而对于狠狠讹了他一把的老两口,他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老两口越想越感到恐惧,于是索性举家搬迁,带着10000银元搬离了此处。随后,施工人员将这一消息禀告给彭贤,彭贤笑道:“好啊,10000银元买了这么一大块地,开辟了做后花园!”于是,人们都开始纷纷相传,这一砖之争的故事里,彭总办一直在让步,但到了最后却捡了个大便宜。
对于东三省官银号为何建于此地的问题,民俗学家齐守成解释说,其中原因多数是因为中街,作为过去老沈阳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为了方便商贩们存取银两,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应运而生,紧随其后,一些小规模的钱庄也开始在朝阳街上不断兴起,累计多达六家。这样,朝阳街开始演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金融街。
直至现时今日,朝阳街不但抹去了金融街的名字,甚至连昔日那些与钱庄有关的印记也难寻其踪,唯独剩下东三省官银号这一处老建筑,它披着灰色的外衣,蹲隐于繁华的背面。
编辑:左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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