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盲人歌手程前第一次现场听到了编钟的声音。之后，一双手稳稳地引导着他，依次摸过编钟上繁复的铭文，又用小锤敲击出嗡鸣的钟声。 
    在他的家乡湖北省，“国宝”曾侯乙编钟无人不晓。程前住在黄冈市，从来没想过去“见识”一下。毕竟，文物被玻璃罩着，遥不可及。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想让文物“走出去”。他开设“礼乐学堂”，把“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九鼎八簋等做出微缩复原版，带到各处，让人们触摸、体验中华古乐之美。

 一位武汉的盲人在湖北省博物馆开设的“礼乐学堂”感受曾侯乙编钟
    “光请老百姓入门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走出去，跟公众分享考古和文物的乐趣。”方勤说。 
    VR技术还原妇好墓、讲三星堆的动画片《神树的传说》、掌上智慧博物馆……很多人觉得，近几年的中国考古变得更“亲民”了。 
    10月29日，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在湖北天门市召开。曾打造“考古网红”海昏侯的王仁湘、“挖坑专家”高大伦、提倡“快乐考古”的古人类专家高星等一批专家，登台演讲向公众讲述考古背后的文明智慧。

     10月29日，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在湖北天门召开
    “考古能叫人看懂有形、有色、有声、有味的历史，能见当下，也能看未来。”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认为，因此考古学是时代高尚的“奢侈品”，“我们有义务让公众来共享这一份奢侈”。 
    年近70岁的王仁湘一到天门，就去了以出土精美玉器闻名的石家河遗址。他饶有兴趣地“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喜看怒看”，连夜更新一篇关于“神秘的玉双面人像”的博文。 
    “我现在做得最多的就是考古科普，自觉比作学术时还有生机，可谓废寝忘食，信心满满。”王仁湘说，有时他看展品，能听见身后的观众在讨论他写的文章，那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中国的公众考古随考古学的出现而渐次发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发掘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在著名的《安阳发掘报告》之中，以附录的形式连发三文，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学知识，开启了中国考古公共化的先声。
    王仁湘认为，公众和考古学的关系是“水涨船高”。“一方面，考古很神奇，它能够让人穿越时空，体会到书上没有的历史细节和情感冲击；另一方面，考古学者只有自己通了、懂了，才能说的好，大众的反馈会激励他提升自己。” 
    “从公众层面观察考古，我发现了更多的精彩。”王仁湘说。2016年，海昏侯墓在发掘过程中首创对外直播，并与公众互动。王仁湘写孔子屏风，写刘贺封号的“乌龙”，“玩”得不亦乐乎。 
    “篇篇头条，百万级的阅读量，这是什么感觉？”他号召考古专家们都“玩”起来。

    王仁湘把“科普”称之为公共考古的“初级程序”。“初级不意味着低级，”他说，只有基础牢了，上面的建筑才能有信心做好、做美丽。最终的目标，是要在大众科普中实现公共分享。 
    分享什么？“田野考古者应及时展示新发现，开放发掘现场，甚至开放整理工坊，建立志愿者人才库；研究者应当把研究成果加入五味，烹出美味的精神大餐。”他回答。 
    上世纪60年代到2010年，定陵、马王堆汉墓、秦陵兵马俑、老山汉墓、南海一号等重大考古发现，都创造过街谈巷议的热度。 
    但公共考古也遇到过挫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学术圈固守“象牙塔”，把与学术无关的活动视为“治学不严”。 
    王仁湘记得，他因为写考古科普文章，被前辈斥责，“那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会被看做是旁门左道”。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说，公共考古不仅包括各种媒体形态的单向科普，还应包括考古研究和公众、考古发现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与沟通。 
    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曾言：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