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一级品哥窑青釉葵瓣口盘在无损测试时不慎损坏，一时舆论大哗，爆出了“哥窑门”事件。
最早记载“哥窑”的是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而真正确定哥窑为名窑的是《宣德鼎彝谱》中的一项记载：明宣德三年，柴、汝、官、哥、钧、定六大名窑的瓷器被朝廷确定为制作铜器的参考样式。
除了柴窑以后周世宗柴荣之姓得名外，其余名窑均属宋代名窑。于是，“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由此产生，而哥窑名列其中。
对于哥窑的所在，大部分古代文献指向浙江龙泉，也有少数指向杭州。在龙泉当地，一直有这样的传说，早在宋代，当地有一位出名的制瓷艺人章村根，生了两个儿子：老大章生一，老二章生二。父亲去世后，兄弟分家各掌一座青瓷窑，即哥窑和弟窑。
老大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口沿釉层较薄，泛出比黑胎稍浅的紫色，底足无釉处则呈现黑胎烧后呈现的铁褐色，因此，连皇帝都钦定由他烧制青瓷。
老二于是心生妒意，将黏土混进哥哥的釉缸里。章生一不明就里，烧出的满窑瓷器居然都是釉面开裂的。无奈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拿去贩卖，没想到这种布满纹路的青瓷却销路旺盛。哥窑瓷器从此更是声名大振。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宋代定窑、钧窑和汝窑相继在河北曲阳、河南禹县、河南宝丰得到确定，宋代官窑中的南宋官窑也已经在杭州露出真容，但是哥窑的地点，学界几经争论未有确定。
尽管早在1956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就对龙泉窑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黑胎青瓷，但是它们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传世哥窑”并不相符。而以后的反复讨论更是否认了“龙泉哥窑、弟窑”的旧说，这使得哥窑之谜越加神秘。根据哥窑瓷器和官窑瓷器特征类似的现实，从明代开始，收藏界就流传着“官哥不分”的说法。加之吴语区“官”“哥”发音类似的特点，学界更有人径直否定哥窑的存在。
哥窑考古添新证
溪口村瓦窑垟窑址对于古陶瓷学界来说已经是一处“老油田”了。2010年冬至2011年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龙泉市博物馆在当地发现了两处龙窑遗址，同时在对面的大磨涧边又发现了一处。
现在的瓦窑垟窑址只是一片荒草萋萋的山丘，但是在民国时期，当地挖掘黑胎青瓷蔚然成风，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居然还开出了妓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研究员说，所幸当时的古玩贩子认为龙窑遗址里不太会有瓷片，因此给了后人重新寻觅的空间。
在一处龙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几经努力，在未被扰动的地层里发现了两片黑胎青瓷，经国际通用的古陶瓷热释光测定法，青瓷年代与地层年代相符，属于南宋时期。这处龙窑后段中部还发现了窑门遗址，沈岳明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元朝的工匠把南宋的龙窑截短了。
而小梅镇中心小学校园里的一处竹林，则更有重要发现。过去人们在竹林里掘笋时，就时常会翻出黑胎青瓷的碎片。2011年10月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龙窑遗址，还在一个3.5米×2米的灰坑里发现了200多件可复原的黑胎青釉瓷器，并有较多的窑具出土。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龙泉青瓷博物馆主办的论证会上，这批出土的黑胎青瓷标本引起了来自中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的浓厚兴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感慨地说：“这是古陶瓷界从清朝光绪年间就追寻的东西，在龙泉找到了。”
“龙泉哥窑”虽定名，哥窑之谜仍待解
这批出土标本均符合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哥窑”特征：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开片呈浅白断纹。中国古陶瓷学会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表示，与哥窑有关的古文献大多数都指向龙泉，极少数指向杭州，因此可以肯定文献记载的哥窑在龙泉。
在小梅镇瓦窑路窑址的灰坑中还出土了尊、觚、簋等在内的礼品类产品。吕成龙说，出现这种仿青铜礼器器型的窑口肯定与官府有关，因此，龙泉哥窑具备为官方烧造性质的窑口，而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的窑口都是官窑，这就可以回答“龙泉哥窑是不是官窑”的疑问。
但是，馆藏的“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仍有不同之处。专家表示，“传世哥窑”釉面“润泽如酥”，呈灰青、粉青、米黄和油灰等色，而“龙泉哥窑”完全是黑胎薄釉，釉色是粉青和灰青两种。这也是众位专家定名“龙泉哥窑”的原因，而传世哥窑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希望两个“哥窑”最终合一。
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博系主任刘毅教授表示，围绕哥窑的争论主要因“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而起，论证专家明确将两者区分，并将后者确定为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哥窑”，而前者则留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传世哥窑’是‘金丝铁线’,大开片纹铁黑色，小开片纹土黄色，而‘龙泉哥窑’的开片是白色纹路的冰裂纹，有点像哈密瓜的表皮。”吕成龙说，因此专家的共识是，分哥窑为“传世哥窑”和“龙泉哥窑”，先解决后者，再深入研究前者。
沈岳明则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带领的考古队还要进一步研究龙泉哥窑与宋代官窑的关系，解决龙泉哥窑的始烧问题，开展对元代龙泉窑窑址的发掘和研究，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我国文物政策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因此在龙泉众多的国家文保单位上重新动土也很难。”沈岳明回忆说，他主持发掘明代官窑枫洞岩遗址时，从2002年申请，到2006年才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首肯。
政府批复慢一拍，但是盗掘之手又往往快一拍，在瓦窑路窑址现场的校园石墙上，已经看到一个明显的盗洞。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