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家起源和发展，必然涉及国家的定义与国家形成的标志。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没有统一说法。笔者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提出可将“古代国家定义为：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
研究国家起源和发展，必然涉及国家的定义与国家形成的标志。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没有统一说法。笔者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提出可将“古代国家定义为：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这里，将“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并列，是因为笔者赞成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国家”具有双重含义，它有时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有时却又指归这种政府或权力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国家的定义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传统标志说有待辨析
最早明确提出国家形成标志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即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沿用恩格斯的两个标志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这一标准，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按照恩格斯及其他西方学者主张的地缘关系作为衡量标准，中国商周时期依然没有进入国家社会。为此，笔者提出：“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对于笔者提出的国家形成的这两个标志，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阶级的出现只是“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把“前提条件之一作为主体事物本身的标志，十分不宜”，并说有些社会“有了阶级，国家并未产生”，如“中国的凉山彝族”（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与范毓周、王震中等学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这一讨论，显然使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但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能不辨。
首先，尽管可以存在只有阶级分化而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但绝不存在只有国家政权而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论是阶级产生后才有国家，还是国家是随阶级的产生而一同出现，阶级是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既可以是“前提条件之一”，也可以是“主体事物本身”的标志之一。
其次，笔者并非仅以阶级产生作为国家形成的唯一标志，而是把它与“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强制性的权力的设立”共同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二者缺一不可。以阶级的存在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有助于说明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国家权力的强制性。
再次，这一问题的提出者赞成马克斯·韦伯有关国家的定义，但他认为韦伯定义中的国家“垄断了”的“武力”直到近代也没有完全实现，若以此为标准，近代中国尚不属于国家社会，并认为韦伯这一定义只适用于“标准国家”（近代国家），而不适用于“早期国家”和“成熟国家”。笔者认为，从国家发展历程上看，可以划分“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民族国家）；也可以有“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发展了的国家）的划分；还可以有“国家”与“前国家”、“国家”与“非国家”的区分，但都无法使用“标准国家”与“非标准国家”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标准国家”不具有科学性。此外，既然“韦伯的"国家"定义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那么为何还要将其作为衡量其他定义或概念的标尺？
都城是国家的物化形式
以阶级的存在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属于理论概念上的研究推进。理论需要联系实际。先秦时期，一方面，建城乃立国的标志，最早的“国”指的是都城，也即《周礼》的“体国经野”，为此，笔者把中国早期国家称为“都邑邦国”。另一方面，每个“都邑邦国”都有领土，在其领土内分布次级中心和不同等级的聚落。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在地的都邑邦国为例，以陶寺都城为中心，有54处陶寺文化聚落遗址，并构成四级或五级聚落等级，其中包括次级聚落中心乃至再次级聚落中心。都邑邦国有自己的领土范围，因各邦国实力差异而使其领土范围和聚落群多寡不同，有的悬殊很大。总之，城乡都鄙的国土结构不论是两级还是多级组成，国都都是国家中心，也是国家标志、国家的物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国家都城对于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主张以都城为国家形成的考古学标志，并非以有无城邑判断其是否是国家。我们发现，在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就因战争加剧、防御需要而出现由城墙圈起来的城邑。例如，在南方，湖南澧县城头山在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属于中心聚落形态发展阶段，修筑了环壕土城。在北方，距今53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郑州西山城址和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城址，也都是中心聚落阶段的城邑。如何判断我国史前70余座城址，究竟哪些是中心聚落形态阶段的中心聚落，哪些是早期国家都城？笔者以为需要附加一些条件并加以衡量。即一是当时阶级产生和社会分层的情形，这可以通过发掘出土的墓葬等材料得以反映；二是城邑的规模和城内是否出现宫殿宗庙等特殊建筑物。
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组织调动大量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城垣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建筑，也需要众多人力物力资源，这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为其保障和运营。这就是通过修建城垣和城内宫殿宗庙建筑所显示出来的公共权力。然而，考古发现还表明，当一个社会出现社会分层时，虽修建了都邑城墙，但并非所有族人都居住在城内，城邑周边还有一些村落亦即小的聚落，而城内宫殿也只是供统治阶层和贵族居住。统治阶层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为此，笔者认为，只有当一个社会存在阶层和阶级时，城邑以及城内宫殿的出现，才可视为国家构成的充分条件。这种带有强制性和垄断特征的权力与当时的社会分层或等级相结合而构成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史前“中心聚落形态”，也不同于“酋邦”，而属于早期国家。
标志之争推进国家起源研究
对于上古史而言，学者对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认识决定着其对国家形成时间的判断和最早国家形态的认识。以笔者提出的国家形成的标志为标尺，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就属于中国的国家形成时期，其国家形态为单一制的邦国（或“古国”）；尧舜禹“部落联盟”也应改称为“邦国联盟”或“族邦联盟”。尧舜禹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邦君（国君），亦为族邦联盟的盟主。一些学者虽然不赞成以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但没有提出明确的国家形成标志，而是主张夏王朝为最早国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提出新问题，也促使学者改变以往看法，如张光直先生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改变自己主张的中国的国家始于夏代，而认为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初期开始，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的平原河谷中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大小古国，这些古国内部已存在阶级分化；国邑之内上层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进行经济剥削。笔者相信，对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必将带动国家起源研究走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