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榆林东山的古代寺院戴兴寺，被许多榆林人熟知。但戴兴寺究竟始建于哪一年？目前存在多种说法。
有成化年间说。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的《中华旅游辞典》陕西省戴兴寺题款下曰：“建于明成化年间，天启七年(1627)，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及光绪八年(1882)均重修。”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名城榆林》一书中也说：“戴兴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曾为延绥总兵戴钦祠堂。”等。
有正德十年说。如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戴兴寺条下：“戴兴寺(城区东山91号、明—清、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驼峰山上。始建于明正德十年(1515)，原为延绥镇总兵戴钦家祠，后易祠为寺，清代修葺。”如2007年2月印刷成书的《榆林文史》第六辑“榆林揽胜”，戴兴寺一文中曰：“戴兴寺初建于明代正德十年(1515)，原为延绥镇总兵戴钦的家祠。”等。
有正德十一年说。如陕西佛教网站，名刹古寺中戴兴寺条下：“本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原为延绥总兵戴钦家祠，后经明天启，清康熙、光绪、宣统年间整修、扩建始成全貌。”《榆林文旅》网站，名胜古迹中说：“戴兴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相传明武宗巡边来榆，见到延绥镇总兵戴钦女儿美丽动人，纳为妃子，同时赏赐戴钦尚方宝剑，挂镇西将军印，从此戴钦声威显赫，便建了这座寺庙。”等。
有正德十四年说。如民国《延绥揽胜》下编，古迹名胜中：“戴兴寺，在榆林城东山。明正德十四年，总兵戴钦建，寺宇宏阔，上祀钦像，系戴氏佛堂。”传说之中，戴兴寺创建于武宗纳妃的第二年，即正德十四年。
那么，戴兴寺究竟始建于哪一年呢？我们不妨去探讨一下。
翻阅志书，清康熙、光绪版《延绥镇志》未见戴兴寺介绍。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府志》卷八，祠祀中曰：“戴兴寺，在城东山，明正德年建。”没有具体的年代注明。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的《榆林地区志》，在古建筑中曰：“戴兴寺，位于榆林市城内东边的驼峰山上，为明正德年间总兵戴钦所建家祠。与左右相邻的香云寺、洪济寺、大庵寺、老爷庙，合称‘四寺夹庙’。”据《御批通鉴辑览》和《延绥揽胜》等载：“明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皇帝巡边抵榆，纳戴钦之女，赐戴钦尚方宝剑，挂镇西将军印，戴氏声威显赫，故建此寺。”也没有具体的年代注明，但基本说明了是在正德十三年之后。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的《榆林市志》，在寺观庙宇中曰：“戴兴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原为延绥镇总兵戴钦家宅。后舍为寺，请洪济寺僧人佛济主持，称为戴兴寺。”这志书中最清楚的一次具体时间，是明正德十一年。志书说法不一，戴兴寺内现存的碑记呢？我们不妨也去看看。
步入大门，佛字后“戴兴寺简介”曰：“寺初建于明正德十年，后经四次扩建始成全貌。”是正德十年。
大殿前1997年重阳节立的重修碑记曰：“……驼峰拥翠胜境，戴兴寺即四寺之一。本寺肇建于明武宗正德十年，前后经四次扩建，始成今日寺观。”也是正德十年。
墙壁中大清宣统二年(1910)巧月，僧会司胡公、行振号德成禅师修寺碑记曰：“郡城东山有戴兴寺者，故戴总戎创建，固历史地理上之一古迹也。”没有具体时间。
由于寺内保存的古碑只有大清宣统二年两块，今碑也较少，且都大同小异，故无法从寺内碑记中了解一二。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从以上可以看到，不论志书还是碑记或其他，虽然对戴兴寺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但正德年间由总兵戴钦建，还是比较一致的，由此，我们还要从戴钦找起。
清康熙六年(1667)《陕西通志》卷十九·选举·附武宦中曰：“戴钦，绥德卫人，总兵。镇榆林，挂镇西将军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绥德州志》中乡贤中有：“戴钦，卫人，以指挥佥事镇守榆林，文武兼资，功能并著，所历各边，士卒悦服。”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榆林府志》卷十五·名宦志中有：“戴钦，绥德人，以都督佥事镇守榆林，文武兼资，功能并著，所历各边，敌远遁，士卒悦服。见镇志。按：钦以后迁居榆林。”
清康熙十二年(1673)《延绥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卷三之二·武职中，镇守延绥都督府有：“正德时，则有吴江(绥德人)、马昂(阳和人)、侯勋(延安人)、王勋(榆林人)、柳湧(绥德人)、戴钦(绥德人)、武振(山丹人)。”卷三之四·名宦下中也有：“戴钦，绥德人，以都督佥事镇守榆林，文武兼资，功能并著，所历各边，敌远遁，士卒悦服。”
以上地方志书，都说戴钦是绥德人，是镇守榆林总兵，但都没有说明是哪一年镇守榆林。最明显的时间，也就是明正德年，但究竟是正德哪一年呢？继续阅读史书，《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四有：“弘治十八年八月……升辽东东宁卫指挥佥事高钦、陕西绥德卫指挥同知傅钊、西安卫署指挥同知马隆、兰州卫指挥使杨义，俱署都指挥佥事。与万全都司都指挥使孙成、辽东义州卫都指挥佥事马深、定辽卫都指挥佥事周钺、陕西都司都指挥使杨敬、都指挥同知戴钦、都指挥佥事邬铭，分送团营，协赞武定侯郭良等操练军马。钦等皆以曾经战阵堪任，将领荐故用之。”卷之六有：“冬十月……命延绥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姜汉充副总兵协守延绥地方，陕西都司都指挥同知戴钦充延绥游击将军。”卷之二十三有：“正德二年二月……己丑更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时源为延绥游击将军，而以游击将军戴钦为参将，代源分守。以源长于战，而钦宜于守也。”卷之六十有：“正德五年二月……命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都指挥同知戴钦充副总兵，镇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关。”卷之九十一有：“正德七年八月……调山西副总兵戴钦协守延绥，参将神周充副总兵镇守兼提督代州三关。”卷之一百二十三有：“正德十年夏四月……命都指挥同知戴钦仍充副总兵镇守山西兼提督偏头等关。”卷之一百二十六有：“正德十年六月……升陕西都指挥同知戴钦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地方。”卷之一百五十八有：“正德十三年正月……太监张钦传旨：调镇守蓟州总兵官都督佥事戴钦于延绥，延绥总兵都督佥事柳涌于蓟州。”的记载。
我们从这些实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戴钦是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在都指挥同知的岗位上被将领推荐进入团营的，同年十月，任命为延绥游击将军。正德二年(1507)二月，由游击将军升为参将。正德五年(1510)二月，升任副总兵，镇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关。正德七年(1512)八月协守延绥。正德十年(1515)四月仍充副总兵镇守山西兼提督偏头等关。同年六月，升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地方。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返回延绥任总兵。
如果戴兴寺确实是戴钦当总兵后修建的，那么就可以说，成化年间首先是不可能的，因为戴钦弘治年才任都司和都指挥同知，十几、二十几年前的成化年，可能还是一个少年，即使不是少年也官职很小，应该是无力修建官邸或为其父建祠堂的；正德十年、正德十一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戴钦是正德十年才升任总兵的，但当时是“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地方”，不大可能跑到榆林来修建官邸；即使是戴钦当副总兵时修建的，那也不可能在正德十年或十一年，因为戴钦在正德五年才升任副总兵，镇守山西兼提督代州三关，虽然正德七年回到榆林“协守延绥”，但正德十年四月已离开延绥，又去镇守山西了。修建戴兴寺的时间，只能在正德十三年正月返回延绥任总兵之后了。
再看《明史》卷十六·本纪·武宗中有：“正德十三年……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调西官厅及四卫营兵赴宣、大。壬子，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江彬传》中也有“十三年，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的记载。这说明在正德十三年十一月之前，戴钦的府邸还在绥德。如果当时榆林已经有戴钦府邸的话，那武宗就不用“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了。
也许有人会问，延绥镇治在成化九年(1473)即迁榆林，戴钦既为总兵或副总兵，其府第应在榆林，怎么能在绥德呢？我想，戴钦是绥德人，也许是因为作为武官，经常调动地方(从上面记载就可以看到，正德五年开始，就先后转战山西、延绥、蓟州)，戴钦就在其老家修了住宅，武宗“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就是去了他的大宅子，而榆林戴兴寺，则应该是武宗纳其女，被赐尚方宝剑，挂镇西将军印，声威显赫后才修建的。不是《榆林府志》有“钦，以后迁居榆林”的记载吗？
综上所述，戴兴寺修建的时间应该是“武宗皇帝巡边抵榆，纳戴钦之女，赐戴钦尚方宝剑，挂镇西将军印，戴氏声威显赫”的正德十四年，成化年间、正德十年、正德十一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纠正。
另外多言几句，戴钦担任延绥总兵的时间也不长。据《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四记载：“正德十六年七月……巡按陕西御史曹圭，以星变劾奏延绥总兵戴钦、宁夏副总兵路瑛、参将阎勋、榆林参将瞿江，贪残不法。事下兵部，覆：勋，前已逮问；江、钦罪与之等，宜并逮之，瑛，任未几，请勘实具奏。上皆从之。”也就是说，到了正德十六年七月之后，巡按陕西御史曹圭弹劾延绥总兵戴钦等，经过皇帝的同意，戴钦很快就被免职了，他在延绥总兵的岗位上，也不过三年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