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