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古潮州义安郡建制1600周年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

    潮州(指大潮州，即粤东地区，下同)什么时候有人类在活动？按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还没法作出明晰的回答。但考古材料证明，早在8000多年前，南澳后宅象山一带，已有能制造粗陶和细石器的先民在活动。而在5000多年前的潮安陈桥贝丘遗址的出土文物证实，该地先民已开始了渔、耕、猎的生活。商、周之际，以饶平浮滨文化为代表，标志着这一地区已踏进青铜、农耕文明的门槛。但仍未纳入全国的版图。饶宗颐《潮州志·沿革志》谓：

    潮事最古可徵者，当肇于嬴秦之戍揭岭。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南海郡，以谪徙之民与百越杂处，潮地始载于版图。南越王时有揭阳令(史定)，迨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乃于南海郡置揭阳县，潮地有行政区划之设，殆以是为权舆。

    汉代隶属于南海郡之揭阳县，并不等同于今之揭阳市。《潮州志·沿革志·揭阳县》引温仲和《求在我斋集》谓：

    揭阳一县，兼有今潮州九县、嘉应一州、平远、镇平之地，正与汀赣交界，由大庾之东穷至于海，为汉揭阳地。

    以“揭阳”名县，源于五岭之一的揭阳岭。古代的“岭”，是指贯通于山脉中的通道。《说文·山部新附》曰：“岭，山道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亦曰：“五岭，旧以为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按，赣、湘与两粤交界之处有崇山峻岭绵亘，其主要之交通要道有五处，故称“五岭”。通道很长，故“揭阳岭所届，远及赣境，故以史禄留家揭岭而通道于桂林，吴砀为揭人而入仕于湘西，知汉时之揭阳县，其政治中心应在今潮郡以北。”(《潮州志·沿革志》)至于汉揭阳县址设于何地，文献无徵，迄今亦无出土文物可资考证，因此，汉之“揭阳县”是整个粤东以及赣南、闽西南地区共同拥有的行政区域的初名，是上述地区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因谓“潮州，本汉揭阳地。”韩愈《别赵子》诗之起句亦曰：“吾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是知早在唐代，世人即认为汉揭阳地即潮州，名异而实同。

    汉末(按，指三国时期)，曾夏盘据揭境以抗吴，吴乃于南康别置揭阳县，即今宁都地(按，今江西省宁都县)，晋因之，由是揭阳不隶南海而转属于南康矣。(《潮州志·沿革志》)

    《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谓赤乌五年(242)钟离牧为南海太守，“时揭阳曾夏等聚众数千人，历十余年……牧遣使慰谕，皆首服，改为良民。”准此，“曾夏盘据揭境以抗吴”，当在吴大帝孙权黄龙年间(229~231)，因而隶属于南康郡之揭阳县，与潮之关系并不密切。

    入晋以后，沿海榛莽渐开，而南海郡辖境太广，故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立东官郡(辖惠、潮二地，治所在广东宝安县)。《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44《潮州府·海阳县》谓：

    海阳县。本汉南海郡揭阳县地，晋初改置海阳县，东晋分属东官郡。

    《潮州志·沿革志·揭阳县》据此而于“晋·义熙九年”条下加按语曰：“自吴于庐陵南部新立揭阳而南海郡之揭阳久废。易代而后，遂于其地立海阳县。”其说甚是。再推而广之，有三事可资讨论：

    1、“晋初”当系于何年，目前尚难于确指。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称帝，灭吴统一全国在太康元年(280)，如以此年为“初”，则海阳县正式建制迄今，已历1733年。

    2、如以咸和六年(331)分属东官郡起算，则海阳县建制迄今已1682年。当今社会上流行的“潮州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说法，其源头或本于此。但此说大谬，其症结就在于将海阳县混同于潮州！如前所言，汉元鼎六年(前111)设置的揭阳县与隋唐后之潮州乃一脉相承，是粤东各民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故正确的表述应是：“潮州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建制史”。

    3、揭阳县、海阳县，包括王莽新朝改称之南海亭，都属县级建制且隶于南海郡、东官郡，尚未升格为州郡一级的建制，故《潮州志·沿革志》谓“晋以前，潮地属南海郡，是为附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人口之逐步增加，统摄惠、潮两地的东官郡辖地偏广、鞭长莫及的弊端已逐渐显露，重新划定行政区，势在必行。正如《潮州志·沿革志》引陈伯陶《东莞志·沿革》所言：

    晋成帝所置东官郡，其地兼有惠、潮两府，控制太远，故安帝时分东官立义安郡。其所领县，则今日潮州全境地。

    “分东官立义安郡”，这是潮州建制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之一笔，从此，潮地一境升格为州郡一级之行政区，开始进入建制史的“独立期”！

    晋安帝(司马德安)有隆安、元兴、义熙、元熙等四个年号(397~418)，“分东官立义安郡”在哪一年？对此，史籍记述可谓众说纷纭：《晋书·地理志》未系年；郭子章《潮州沿革考》系于义熙五年(409)；《东里志》引旧志称隆安元年(397)；《寰宇记》引《南越志》作义熙八年；《宋书·州郡志》系于义熙九年(413)，《元和郡县志》、乾隆《潮州府志》亦认同此说。

    《宋书》系南朝梁·沈约编撰之纪传体刘宋史，修于南朝齐永明六年(488)，与东晋年代最接近，其说最堪徵信，故《潮州志·沿革志》在比照前鉴别前述各种文献记载之后，将“分东官立义安郡”系于东晋义熙九年，这一结论亦已成为当今学界之共识。而上述各家之系年为何有所差异？饶宗颐教授亦在《沿革志》之“义安郡”条之按语予以阐释：

    《南越志》与《宋志》均为较古记载，相差一年，当是或就制可之日(按，即皇帝认可正式颁发制令之日)起算，或据到官之日起算。而隆安元年至义熙九年，相距十七年，岂隆安初有建郡之议，后以故延搁欤？谨著其异于此。

    义安郡领县五：海阳(嘉庆《一统志》谓海阳为义安郡治)、绥安(今福建漳浦)、海宁(治所在今惠来县西，唐初废)，潮阳、义招(《宋书·州郡志》)谓“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舆地纪胜》引《南越志》：“义招，昔流入营，义熙九年立为县。”即今之大埔县)。从知当年之义安郡，东起福建漳浦，西至惠来县西，北达梅州，南滨大海，疆域较后代之潮州更广。

    据唐《元和郡县志》载，隋文帝开皇十年(590)，“罢义安郡，省海阳县，仍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开皇十一年(591)，“于义安县立潮州，以潮水往复为名。”从此，作为州郡一级建制的“潮州”，历代相沿。(中间虽曾复称义安郡、改称潮阳郡，但为时甚短，从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厘清潮州建制史的轨迹，那就是：(汉)揭阳县——(晋)海阳县——义安郡——(隋)潮州。其中，义安郡的建置，则是由附丽期进入独立期，即由县一级升格为州郡一级政区的分水岭、里程碑。从义熙九年(413)到2013年，正好经历了一千六百周年，笔者不敏，特撰此文以表缅念与贺忱，舛误之处，尚祈贤达方家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