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把复古的劲头和资金用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上

    当人们还没有忘记当年“破四旧”的激情岁月，几代人还在感叹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时，发生在眼前的文化破坏并没有停息，用文化来反文化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对传统文化和遗存的政治性破坏是一种极端性的时代潮流，那么，与新时代相关联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常规模的建设性破坏，让人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现代化的破旧立新。确实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旧”相联系的贫穷落后也成为以往。然而，这种历史的反复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在一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却被人们或忽略，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无奈。

    非常矛盾的是，在一个现实的选择中，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基于不同的文化眼光和立场，决策者对于旧的文化和旧的事物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措施和手段——为了现代化，可以用一个“拆”字横扫古旧街区或历史建筑如卷席，这往往是许多当政者津津乐道的几年大变样。另一方面，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修补历史以往中的被毁坏的历史和风貌；或为了现实文化产业的需要，修复古旧或者新造古旧，成为当代的时髦。由此，仿古城池和街区，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古代历史故事，哪怕是鬼神，都不惜重金。拆旧是为了建新，新建是为了复旧，不管是拆还是建，都是在新与旧之间转圈。拆旧者是尚新，而新建者并不完全是为了旧，往往是以旧的名义而开拓新的形象工程。两者之间的核心利益都是为了建设，为了工程，为了形象。

    实际上到了21世纪，中国大地上除了受保护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建筑之外，像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样的真正能够反映历史面貌的城区已经消失，新中国，新城市，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城市面貌。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重要文化资源，它能够破解区域、交通、经济的困局。而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又是其重新起步、再上台阶的惟一可能性。所以，人们好像是忽然想到了以往，想到了历史的价值，几乎是不用多少才智就可以在不约而同中想到或做到对于历史的复建。好像是过了一个轮回，新的、现代化的看惯了，因为缺少文化内涵而导致审美疲劳，加上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为名义的鼓噪，复古，新建唐城、宋城等等则成为当代的时髦。江苏金湖县的尧帝古城，河南许昌的三国文化苑，河南南阳仿古创意村，山东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河南汝南县的梁祝文化景区，山西省娄烦县的孙大圣故里风景区，如此等等，其基本的构思立意和方式方法都大致相同。各地都有历史和名人，即使没有的话，还有传说，试想各地蜂拥而上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加上大同、敦煌的古城和江苏睢宁下邳古城的复建，以及武汉武昌首义的古城复建，如此等等，在中国除了北大荒等少数现代开发的一些地区之外，各地都有一些有点历史的古城或旧城，试想各地都照方抓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

    可以想象的是，当有一天这些古城都复建了，历史名人的故里也都恢复了当年的历史风光。可是，再过10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要问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哪里？不会就是这些复建的古建筑、古街区吧！我们不能为百年之后的子孙积累当代文化成果，不能为他们积蓄当代文化资源，那他们就难以利用今天的文化成果和资源，只能在当代复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如同我们今天对故宫的保护一样。可以说，这些复建不能反映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也不能激发当代文化的创造精神，相反，大量占用农田，破坏生态，滋生工程贪腐，破坏社会风气，影响当代公共文化视觉空间。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创意在资金链断裂之后，或者在复建之后不能为当地贡献效益而成为累赘的时候，烂尾或荒废往往因为前期以亿为单位的巨大投资而影响到当地的民生和社会发展，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创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现实使命，正因为此，有了唐城、宋城，有了大同古城和敦煌古城。如果我们今天把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那些复建之上，消耗掉那些能够为当代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资金和社会资源，显然难以面对我们的子孙。就今天的现实来看，各地的资源，尤其是建设的资金都非常有限，做了这些就做不了那些，新建了尧帝古城、三国文化苑、仿古创意村，就缺少资金投入到这些地域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上，也缺少资金投入到当代文化的创造上。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性使命中，需要具有创意的当代文化创造，需要当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连接，因此，应该把复古和重建的劲头和资金用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