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变迁札记

    大清朝，颐和园是皇帝家的，园林的事就是国家的事，颐和园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舞台，一时间成为国家的晴雨表，数次浩劫，又数次灵光再现。这期间，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时期——乾隆盛世，风光绰约百余年；之后的劫数，毁灭了他的筋骨灵魂，也葬送了一代圣贤的大手笔。

    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走下历史舞台，威严一世的慈禧太后绝没想到那个曾经对她信誓旦旦的袁世凯竟然举起了共和的大旗，从此没有了清王朝，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

    身份含混处境尴尬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的最后一天，这一天，隆裕太后偕同6岁的宣统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从此，大清朝走下历史舞台。“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颐和园由此成了逊清皇室的私产，仍由清室内务府管理。

    在此期间，许多中外人士、名流纷纷要求参观颐和园。虽贵为皇家私产，但毕竟大势所趋，于是由步军统领衙门在1913年4月24日制定了《瞻仰颐和园简章》，实施“凭照参观”的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参观的人员和方式，因此此时的参观只是给达官贵人的优待和特权，远远不是真正的开放。

    “凭照参观”的制度不久后便在一片骂声中夭折了。恰好赶上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每年400万元皇室经费，已经逐年短欠，为增加收入，1914年5月，步军统领衙门与清室内务府形成默契，一拍即合，“于开放游览之中，寓存筹款之意”，颐和园正式向社会开放，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每张售大洋1元2角的昂贵入门券（排云殿、南湖、谐趣园、玉泉山等处需另外购票）将大多数平民拒之门外，但毕竟已剔除了众多的清规戒律和身份标识，从不可羁跃的特权门槛迈向了可以积累的物质天地，对社会和民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开放以后，每月平均卖票收入约2000元左右，并逐年增多。其中三分之二归清室内务府，三分之一由步军统领衙门掌握。

    1924年5月23日，英国人庄士敦奉溥仪谕旨管理颐和园。同年11月，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并修改优待条件，不再有清帝移居颐和园的内容。溥仪终究没有住进过颐和园。民国政府国民军11师接管了西郊一带的古迹名胜，园内园役概仍其旧，惟各殿加封，禁止开启。1926年，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颐和园交还清室，由清室办理处派贝勒润祺（溥仪之内兄）接收，成立“清室办事处经理颐和园事务所”。直到1928年6月，又仍属末代皇帝溥仪的私产，由清室进行管理。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南京国民政府进驻北京，7月1日，颐和园被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8月15日，交北平特别市政府进行管理。至此，颐和园完全脱离了皇家管理，并成立了“内政部颐和园管理事务所”，接管清室办事处颐和园事务所。在民国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促成下，将颐和园、北海、景山、玉泉山等处古迹辟为公园，颐和园自此成为国家公园。但延续旧制，门票价格仍然是一元二角，在北京所有公园中始终高居首位，比北海等公园门票贵数十倍。

    在此后的20年里，尽管民国政府时局动荡，但对颐和园的管理工作还是十分重视，历任的所长陈铭阁、许星园、邹致钧等都曾在市府担任行政要职。1931年事务所的机构是由文牍主任、总务股、稽核股、保管股、颐和园民众学校等组成，后又增加了园艺主任，机构的设置几乎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可见国民政府最初对颐和园的管理并非不作为，但军阀混战的客观环境也使得颐和园的一些院落成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私宅，文物散失、破坏也在所难免。到了日本侵华时期，颐和园的命运变得更加不济，饱受摧残，阁圮廊倾，湖淤水浅，花木凋零，文物散失。1949年以前，园内已是一片荒凉景象。

    和平解放顺利接管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到1948年秋，中国的军、政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到了最后决战的关头。1948年底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在万寿山后山和北宫门山头上修建多处碉堡，想借古迹顽抗。12月11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从冀东三河县出发，向北平地区挺进。12日中午，第五纵队先头部队第113师的三个团，已挺进到海淀安河桥，距颐和园北宫门仅数百米。当时园内有傅作义的“华北总部”驻军，形成两军对峙。这时，师指挥所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份加急电报，命令：“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抢占丰台”。当时的局面是敌众我寡，而且时间紧迫，我军第113师指挥所又研究进军路线。万寿山以西，从北宫门逶迤向北，是一线岗峦起伏的高地，高地上有敌人凭险据守，113师第37团、39团曾于13日下午做过试探性进攻，但都未果。最后采用了从北面绕过敌人的一线设防阵地，从西山脚下迂回前进的战术，绕道石景山，迫使颐和园守敌不战自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傅作义部队被迫撤退，颐和园才免于战火，12月13日解放军41军和48军到达颐和园，部队只在园门及周围设警戒，颐和园得到全面解放，自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市长的叶剑英同志搬入颐和园，在此起草了许多文件，指挥领导了北京解放之初的建设、整改工作。

    1948年12月最初到园的48军及41军，他们在园内维护了很短的时间；1949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月20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接收颐和园，1月21日北京市军管会派来在良乡的工作小组柳林溪、姜金庸、薛宝珠三人接管颐和园、玉泉山。原伪颐和园事务所所长王毓超的前任所长许星园再次成为代理所长，后归北平市公用局管辖；到了4月，颐和园奉令开放，并另行组织了颐和园管理处，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领导，派王范、柳林溪为正、副主任；后来王范南下，由柳林溪代理主任，李新为副主任。5月份，颐和园管理处又改归市政府直接领导，柳林溪他调，派王雷代理主任，李新仍是副主任；8月，又派崔文炳为主任，王雷为副主任，李新他调；10月崔文炳南下，颐和园各项工作全部由副主任王雷负责。10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颐和园木质钤记一颗，文曰“北京市人民政府颐和园管理处钤记”，并销毁以前的“北平市政府管理颐和园事务所钤记”，完成了组织机构建设。

    频繁的人事变动，也反映了颐和园接管初期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工作还没有理顺，人员情况还不稳定。当时柳、姜、薛三人主要负责对旧有的全部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在这一阶段中，清理了一些特殊的住户，如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不出房租的前清宗室溥心畬。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颐和园原是皇家的产业，尽管清末及民国以来受到了各种力量的积极和消极的破坏，但仍然保留着一些陈设较完整的殿堂、遍山的林木以及广泛分布的古建筑，只是大部分支离破碎、满目疮痍。除了一些主要建筑如长廊是经过粉饰的以外，园内各处重则残垣断壁、房基柱石坍塌，轻则梁柱倾斜、渗漏残破，中心建筑佛香阁渗漏严重，转轮藏、画中游倾斜严重存在倒塌危险。树木虫患严重，国花台上的牡丹早已枯死，后山、西堤等处时有狐狸出没，藻鉴堂甚至有丈余大蛇。当时全园仅有牡丹7株，大型平板船3只，中型画舫6只，小划船10只。园内卫生条件极差，仅有厕所7处。四千多件硬木家具中完整无缺的仅有五分之一，铺垫毡帘残破不堪……

    颐和园被接管以后，很快就有了一套初步的制度和管理模式，生产、保护齐头并进，逐渐地开展了古建修缮、治理病虫害、增植苗圃花卉、清理古物、创办此事的颐和园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生产型园林。因为它既有公园的性质，又不能算是一般的行政机构；它有文物保护、管理的职能，但又不同于当时的北海、中山等公园那样单纯；它有生产，但又不是工厂；有业务，但又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所形成的“多元化”境况，虽然今日看来有些畸形，但在当时，这条“生产”和“管理”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应该是最佳路线，这既符合建国初期发展生产的大形势，也为过渡时期一穷二白的颐和园赢得了数量可观的资金支持。

    接管颐和园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古物整理。当时由北京市政府直管的颐和园管理处专门成立了古物清整委员会，清理文物账册，对现有古物进行鉴定，对账册中名称存疑的重新定名，残破或丢失的从账册中注销。由于长期没有文物库房，大量古物尤其是硬木家具，散落在各院房檐下或院子里，风吹日晒，残破不堪。管理处及时腾出空屋子作为文物库房，安置和抢救了大批文物。逐步收回散落在各处使用的家具，并整修残件，存入库房。由于常年基本没有对外开放，许多如仁寿殿、排云殿、乐寿堂、玉澜堂等殿堂已均非原样，陈列品甚为杂乱。为满足参观的需要，根据历史档案，逐步恢复了陈列殿堂的原状陈设，并开辟了分类专项陈列。经过一两年的家底盘查、文物整修等工作，颐和园的文物得到了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基本打开了局面，摸索出了路子。

    在查阅1949年的档案中，我发现了这样的一段关于接管后的描述：“颐和园是前清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颐养太和的所在，在民国十三年又成了国民党军阀政客爪牙的寄生场，从先是青山绿水、朱扉碧瓦，真是豪华罕至，可是落到封建社会的败家子国民党手里不数载，弄得个堂殿凄蕪，雕漆剥落，屋瓦生草，垣墙颓圮，满园荒凉景色，逼真地描绘出封建和统治者的没落的命运。但值得赞叹景仰的是，过去缔造这园子的瓦木石工的匠心摩构和他们用血汗堆砌出来的东方艺术结晶品，也许是名园有幸，劳动硕果不泯，于1948年12月驱走敌孽，插上人民解放军的红旗，从此，颐和园交还了人民。”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揣测：颐和园在接管之初是满目疮痍，且时值隆冬，草木凋敝，万象萧条，百废待兴。接管颐和园的前辈们对祖宗留下的这座园林，有着深深的热爱、敬仰之情；对旧军阀满怀仇恨，把没落晚清的帐也算在他们身上；总之透露着一种虎口夺子、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

    随着反封、反帝的新政权的建立，颐和园从皇家的私产变成了人民的公有财产，人们没有因为它是封建帝王遗留下来的追求享受的安乐窝，而对它施以暴力，而是客观、冷静、清醒地评价了它的价值，并表达出保护好世界名园的决心。社会体制的变革没有对颐和园造成任何伤害，这实在是名园的造化，人类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