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历史建筑复建的到底是什么？

雨后夕阳映照下的北京正阳门城楼

    虽然父亲笔下的北京更多的是旧胡同和大杂院,但舒乙仍记得崇文门城楼上空,万只燕子在落日中飞舞的画面。那已是近50年前的事了。

    “日本和韩国保留了一些古代的城门城墙,但像崇文门那样雄伟的,没有。”舒乙说。白驹过隙。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将投入巨资复建6处北京城标志性历史建筑,且每年要增加10亿元用于文物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时间,议论纷纷。

    故地新建,“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去评价它?

    欲恢复北京原有的“凸”字形城郭

    地安门、隆福寺……近年,北京不少历史建筑被陆续提上复建的议程。本次将被复建的6处建筑包括地安门雁翅楼、内城西南角楼、外城西南角楼、永定门城楼及瓮城、外城东南角楼、天桥地表标志等。按照北京市文物局的规划,这将恢复北京原有的“凸”字形城郭。

    92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很在意未来新建筑的身份。“标志性恢复,首先就不是文物,原来的文物已经不存在了,这是肯定的。”

    他认为,“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不应称是恢复古建筑,只能说是恢复了一个标志,让原来不知道的人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样做还算可以,比立一个碑醒目一些。”

    《城记》作者王军并不认为复建的思路不对。他认为,建筑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修复城墙也是在修复民族记忆。他把北京的各处如火如荼的复建工程和二战后华沙的重建作了对比。

    二战期间,华沙85%的建筑被凝固汽油弹毁掉,整个城市到处是断垣残壁,生活在这片废墟上只剩不到一千人。战后,苏联人主张要建一个新华沙,但华沙理工建筑学院的师生们把战前画的老城区图纸拿出来展览,于是人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要恢复华沙原有的古城风貌,并迫使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

    当恢复华沙古城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所有的华沙市民都行动起来了,他们翻箱倒柜寻找着战前拍摄的各种建筑图片,或是一些老画册、明信片,老人们则开始回忆自己熟悉的建筑概况。华沙政府在华沙市设立了100个老建筑图片回忆征集点,整整一年的时间,成千上万的华沙市民从早到晚排着队或送交图片或回忆概况,而大学生和工程师们则认真地听记绘图,流浪在国外的波兰人一下子归来了30多万……据后来统计,这一年里仅记录用的图纸竟达几百吨。

    最终,这座有700多年历史的中欧古都,以十八世纪的原貌,在波兰人民爱国热情中重新屹立。据说,波兰人用上了华沙废墟的每一块砖。

    华沙古城在198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这也是遗产目录中第一个入选的重建项目。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评价它的:严格按原样重建,表明了波兰保留传统文化环境的真切心情。华沙的重生是13至20世纪建筑史上的不可磨灭的一笔。

    华沙文物保护处副处长比拉班德烈的父亲是当年重建华沙的建筑师之一。他每走在华沙古城的广场上,看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的伟大杰作,总有莫名的激动。

    王军希望北京复建的规划者也能有华沙人那样的敬畏之情。

    舒乙:不反对拆胡同,但一定要原拆原建

    在这个北京城想重塑古都轮廓的年份,梁思成和林徽因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故居却被地产开发商悄无声息地“维修性拆除”。

    地产公司表示,“为了紧急抢险,才将危房落架拟修复,属于维修性拆除”。

    事后,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通报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的情况。据其介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故居被拆除一事,相关当事人被“依法问责”；已责令建设单位按“梁林故居”原状进行恢复。

    记者来到梁林故居所在地,现场的断壁瓦砾被一块块蓝色的铁皮包围,上面只留着“驴肉往北100米”的涂鸦。

    “除夕之前两天,他们勒令住户十天内必须搬走。原状恢复?砖都卖到河北去了,怎么恢复?也就是打发打发媒体和网民。过几天,消停了,也就过去了。”华裔建筑及艺术评论家方振宁很气愤。

    梁林故居只是老北京仍在消失的一个缩影。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北京就已有1/3的名人故居被拆,其中不乏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

    复建,不如保护。“美国培根说得很清楚,北京是地球上建造得最伟大的单体作品。”出生在北京的谢辰生告诉记者,我们小时候北京城绿化得极好。你站在景山往下一看,红墙黄瓦,城里面一片绿。外国人把北京说成是greencity。

    舒乙的想法和很多人不一样,他并不反对梁林故居被拆。他甚至建议把北京现有的胡同全部拆掉。但拆除之前,须让清华建筑系,设计院、规划院详细测绘。在他的设想中,胡同里60%的人口需要迁出。新房子按原来的机理、尺寸、体量、风貌建好,里面尽量现代化。“北京老房子都是土木结构,没有隔水层,60年不修都是危房了。你光喊保护的口号,不让动不行,必须动,但一定要原拆原建。”舒乙呼吁,这个计划需要上千亿,“但得做!”

    文物保护永不言迟

    作为当今文物保护界的泰斗,谢辰生每天要接很多电话。来电者大都气势汹汹,不是拆房子的,就是期待房子赶紧被拆掉获得补偿款的居民。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况被老爷子戏称“天天都是遭遇战,能挡住点就挡住点。文物保护永不言迟。”

    虽耗费一生,这位当今文物保护界泰斗从没有后悔66年前与郑振铎先生结缘,入了这一行。在朴拙的书斋中,老人给记者回忆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两则故事。

    1954年初,拆帝王庙牌楼时,梁思成、张奚若为代表的保护派和市政府吵得厉害。总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把帝王庙牌楼命运画上了休止符。而到了6月,北京市准备拆北海团城开马路的时候,周总理说,这个不能拆。最后总理决定把马路往南边的中南海方向移了二十米,砍掉了一部分国务院的墙。

    这两则故事后来被王军收在了他的《城记》中。

    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墙的命运仍在面临考验。1979年,德胜门的箭楼因为交通问题面临拆除。文物保护专家、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给有关领导写信,以巴黎凯旋门的例子论证以交通问题拆除文物站不住脚。德胜门箭楼得以保存。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2005年3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古都保护不再只仰仗领导人的一时决断。

    如今,大规模明目张胆的大拆大建没有了,但类似梁林故居的“遭遇战”一直没有停歇。违规拆除梁林故居的地产公司仅仅被罚50万,让公众担心这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去年底,长沙万达广场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一段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古城墙。当地政府在开发商的压力下,决定20米的城墙原址保护,其余100米异地拆迁保护。方振宁赶到长沙质问当地相关部门,对方无奈地说,文物保护部门纵使再有心保护,也不能跟上面的意见不一致。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2002年以前曾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委的领导。彼时北京市曾出台“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有学者批评,不搞整体保护,只保护25片有什么用。谢辰生告诉记者,单曾私下说,北京市要旧城改造,自己能保护25片已属不易。

    方振宁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关于文物保护的文章。“网民有了一定力量,决策也会有相应考量。即使最后也改变不了结果。”砖塔胡同的鲁迅故居和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的暂缓拆除,都有网络舆论的影子。他说,这就像当年梁思成的工作,不能改变什么,但或许就成为后来者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