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暂不拆除鲁迅旧居”的决定，让众多为砖塔胡同84号院担忧的朋友松了口气。虽然这座诞生了《祝福》等名篇的故居暂无被拆之虞，但此番风波也足以令各界对“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再行品咂。
其实，不独北京市西城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或多或少要面对名人故居保护这道难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放开眼界，理顺思路，方能解好这道难题。
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能患“近视眼”。
一方面，城市要发展，另一方面，文物要保护，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文物名胜富集的城市来说，确实不太容易。“螺蛳壳里做道场”，容易患上“近视”――因为城市发展空间有限，眼光便总离不开旧址故居。在一些城市管理者看来，位于城市中心的名人故居，是不折不扣的“绊脚石”。
要想让名人故居不再无故被拆，恐怕还须跳出一城一地，从更高层面做些“顶层设计”。比方说，不妨借鉴一下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对城市各区域进行科学的功能区分，而不再是各区（县）都紧盯GDP，那样既有失科学，也显得盲目。换句话说，只有管理者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与布局，只有那些文物名胜富集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只有更高一层的决策者能够更好地使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杠杆，才能使相关地区心无旁骛，把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统筹好。
这里，我们不妨对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再作回眸，规划明确提出“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旧城”。显然，怎么整体保护，怎么有机更新，都不是简单的“大拆大建”所能解决的。
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能犯“红眼病”。
除了空间原因，利益驱动也是名人故居无故被拆的一大原因。在许多城市，旧城区的区位优势明显，并大多位于房地产商热衷的黄金地段，为追求经济利益，旧城改造常常“变味”。旧城改造，意味着高昂的补偿费用和协调成本，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收支平衡，便大规模引入商业开发，而商业模式则追求利益最大化，一般不会妥善保护文化遗存，结果往往只能是“大拆大建”。
在一些地方政府决策者看来，“别人卖得，我为何卖不得？”说到底，是“土地财政”这只手仍然在起作用。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够维持基本运作，基础设施维护、公共服务等支出，不得不寄望于土地出让收入。
对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话颇值一听：“如果一个城市的主管领导对文化不热爱，或者更多的兴趣在GDP，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根本没有法子阻止他！”
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能患“色盲症”。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国内城市建设不能也不应“千城一面”，了无亮色。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城市肌理和传统格局，是历史提给当下的命题。如果城市管理者在旧城改造中盲目模仿，致使城市文化遭到破坏、历史脉络被动断裂，城市面貌变得枯燥而单调，最终受伤的，只能是城市本身。
“眼病”一大堆，总要开些药方。首先，要治“近视眼”，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观点，很具借鉴意义。所谓“积极保护”，是指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保持文化遗产原有生态和环境，新建筑应遵从建设的新秩序；所谓“整体创造”，是指在建设中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的原有文化风范，又赋予新建筑时代风貌，从而实现“有机更新”。
这剂药方不只适用于“近视眼”，对过分追求城市建筑“新、奇、怪”的“远视眼”，也颇具疗效。
其次，要治“红眼病”，就要在破解“土地财政”的弊端上面下些功夫。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把一次性卖地所得变为长期房地产增值所得，促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城市经营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改善人居环境，这既可以把城市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又能让历史资源产生内生的经济动力。
第三，要治“色盲症”，要用些他山之石。放眼四海，国际上文化底蕴深厚的现代化大都市有很多，巴黎、罗马等都是新旧城相得益彰，交相为用。国内相关城市的管理者不妨去走走看看，多取取经。
更重要的是，治“色盲症”，关键要去“心火”。之所以一些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过分追求高层、超高层建筑，使新建筑与城市既有风格很不协调甚至冲突，症结就在于城市决策者有比肩争头的“心火”。不从根儿上把这股火祛了，眼病好不了。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出过一本专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藉此，大家不妨追问一句：“十二五”以至更长时期，在践行科学发展的大坐标下，我们会留给今日城市怎样的生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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