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清大箬出土的青白瓷执壶

造型复杂的闽清大箬宋代窑址

正在进行脱盐处理的出水瓷器

    在中国考古的版图中，福建并不是分量很重的一块，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考古事业取得了飞越发展，三明万寿岩、浦城猫耳山商代窑群，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等考古成果均曾跻身“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

    在2011年，福建考古又有什么新发现呢？在我省唯一具备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楼建龙告诉记者，“考古是一项长期而辛苦的工作，2011年，福建考古除了继续对奇和洞等跨年度考古项目做进一步调查和发掘外，地下、水下以及地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齐头并进，全面发展。”

    水下考古，风生水起

    2011年，是福建水下考古事业迈进新航程的一年。

    这一年的8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福建基地”正式成立，这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就落户在福建博物院内，主要承担台湾海峡以及海峡西岸水域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探测、发掘、保护、展示与相关研究工作，基地的成立，为推动福建水下考古事业增添了助力。

    “不夸张地说，福建是中国水下考古的摇篮。”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如是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的水下考古培训班，其中4次水下考古实习都放在了福建。福建这片蓝色的海域，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同时，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段之一，这一海域有数量众多的沉船，积淀了丰富的水下历史遗存。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出水了大批的陶瓷器标本，由于数量众多，来历复杂，成为福建外销瓷研究的一大瓶颈。

    “当前，我们的水下考古的重心已经转移，从单纯的探测发掘发展为全方位的保护。”楼建龙表示，在此基础上，考古所启动了《水下考古出水福建瓷器相关窑址考古调查》，就水下考古出水陶瓷器的相关窑址进行调查，采集、整理标本，并建立标本库和数据库，“建好数据库，是为了方便出水瓷器找‘祖籍地’。”领队羊泽林形象地比喻说。

    2011年，考古队调查了闽北、闽东等十几个窑址，这些窑址的产品均以日常用品为主，在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以及东南亚等地都可以见到这些窑址的产品。“通过调查，我们将采集到的标本，通过常量和微量元素成分的测试，建立样品的数据库，以后再有沉船瓷器出水，通过比对数据库，就能很快地寻根溯源，找准瓷器的‘祖籍地’。”

    通过调查，建立数据库，从而为陶瓷器寻根问祖，某种意义上突破了外销瓷研究的瓶颈，从考古角度展现福建宋元陶瓷生产及外销盛况，并再现当时福建陶瓷从生产地、贸易路线到消费地的海外贸易情况。

    “福建陶瓷窑址众多，这个调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也是考古工作的一种常态性。”羊泽林表示。

    窑址发掘，再现闽瓷黄金岁月

    福建是中国的古陶瓷大省，陶瓷文化历史悠久，窑口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在国内少见，不仅如此，福建还是中国古代陶瓷出口的重要生产基地。

    2011年，武夷山西周原始瓷窑址和闽清大箬宋代窑址的考古发掘，再现了闽瓷发展的黄金岁月。

    武夷山西周原始瓷窑址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新发现，被列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100处重要新发现之一。据考古发掘领队羊泽林介绍，由于窑址面临当地村民生产活动破坏，经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2011年11月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揭露三处窑炉遗迹，其中一处保存较好，窑室、火膛等结构完整，形状清楚，是我国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的商周时期龙窑遗迹。羊泽林说，“从出土的一些原始青瓷来看，已经具备了比较先进的工艺，遗迹的揭露，填补了我国西周早中期窑业技术的空白。”

    而在闽清大箬发掘的宋代窑址则是福建最大的青白瓷窑址之一，这项考古发掘持续近三年，经过抢救性发掘，共发现三条窑炉。分别属于北宋中期到晚期。据考古工地负责人华锋林介绍，大箬窑址毗邻以往发掘的义窑、青窑等窑群，为闽清宋元大型青白瓷窑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出土的瓷器釉色圆润、纹饰精美、胎质细腻，是宋代青白瓷的优秀代表。“更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此次窑址发掘的瓷器，与此前在日本冲绳大量发现的瓷器，相当类似。”华锋林说，“这充分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为福建外销瓷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正如福建博物院院长吴志跃所言，考古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每一项考古课题，从调查起始，田野发掘到成果发布，不仅需要考古工作者历久经年的野外作业与资料整理、数据分析，以及专家反复的论证和推敲，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2011年，福建的考古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工作中，孕育了许多发现的火花，引领着福建考古迈入2012年，也向着更大的成就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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