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石窟建于黄河岸峭壁间

    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发现了三门峡漕运遗迹，20世纪90年代，河南省古建所专家在黄河八里胡同峡发现了古栈道遗迹，西沃石窟古栈道遗迹，则是延续八里胡同峡栈道遗迹。

    自三门峡至八里胡同峡再到西沃石窟段，古栈道遗迹分布于黄河两岸，长数百里，见证着黄河漕运工程的巨大规模和深远影响，对研究隋唐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有重要意义。

    西沃石窟正当豫晋古道，此段水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水上通道，统治者为保护关中地区稳定，多次整修黄河漕运工程，以满足京师（西安）巨大的消费及西北边关的军粮供给。

    这是开凿石窟的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石窟开凿于北魏末年，当时政局动荡，老百姓为求国泰民安才凿窟塑像。

    “民间社团”组织捐建

    石窟建造出资者，是供养人。

    宫大中讲：“一般所谓供养人，是指开窟造像的发愿者（施主）。大量龙门造像题记中，每每有‘供养佛时’、‘一心供养’的话，其他地方的石窟群中，凡有题记者也如是，故取名为供养人。就龙门历代供养人形象，无论男女长幼，其形貌、服饰都有鲜明时代特点，可说是佛教艺术里真正的世俗艺术，它也有辅助石窟分期断代的作用。这些供养人，大都有一定的政治身份或社会地位，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西沃石窟也刻有多组生动的供养人像，他们一排排整齐刻在石窟中，形象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头戴笼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侧身西向，双手合十；另一种是头戴高冠，褒衣博带，穿云头履，双手擎一长梗莲花，左右相向，似伴随佛教音乐，缓步前进，虔诚礼佛。这些塑像，应和本人真实面目无涉，类同“标准像”。

    除供养人像，西沃石窟内还有榜题，即“供养人名单”。“往往是供养人像先刻，榜题留着，谁看上了想参与，说我也拿份钱，就在榜题上写上名字，带有一定的市场营销性质。石窟的榜题，有的刻满了，有的还空着地方，因为有的一直未招满供养人。”宫大中道。

    除了供养人“标准像”和“名单”外，西沃石窟内，还有多处造像题记，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

    三世佛窟中的造像题记大致完整，不妨摘录：“……五日壬申，邑主王进达、杜显……合二百人等造石窟愿文：夫道境虚……会以会宗，至体无刑（形），亦假像以显路，虚寂玄惶之要，溶像之元，是以释迦寄白净以启权，擢玄光于九域，盛尽匠周，潜影双树，妙相永夷，声容两绝。大千怀道慕之悲，群生衔莫晓之虑。是以邑主王进达，维那廿七人，二百人等，自去生逢季业，前不睹能仁匠（降）世，退恐不遇慈氏启津，于是异人同心，敦崇法义，简就神山，将招名匠，造石窟一区。建功孝昌之始，郊就建义之初。容相超奇，四八尽具。菩萨森然而侍立……飞腾而满路。睹之者不觉玄光西移，瞩之者曦影恭慕。愿以此福泽，世庆沾现，皇祚永延，民宁道业，蠢类含生，斯同兹善。其颂曰……”

    从这通题记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所典型的邑义合邑所造石窟，有二百人捐资共建，这规模不算小。

    所谓邑义，又称义邑、邑会、法义，是北魏初至隋唐间中国北方以在家佛教徒为中心、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结成的信仰团体，构成人数少则十数人，多则五百人以上。领导者称邑主，处理事务者称邑维那，收纳施财者称为化主，一般成员称邑子。另有不属于特定义邑而专司指导之僧人，称为邑师。

    组成邑义目的，最初以造佛像、建窟院寺塔为主，兼行诵经、写经。初唐以后，着重于设斋会、诵经、写经等。

    西沃石窟的多处造像题记中，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名目，如都邑主、邑主、都维那、维那、比丘、比丘尼、檀越主、邑子、邑母等称谓。比丘比丘尼是男女僧人，檀越主是施主，“发愿人名单中出现的‘邑母’称谓，并且多达46人，这看来似为有身份的中老年女性所设置，他处尚未见到。”宫大中道。

    西沃石窟题记还多次出现王进达这个名字，身份标明为“都邑主、邑主、邑正”等，即主持者。可见他是开凿西沃石窟的关键人物，可惜无史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