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7000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度，我国各地遍布着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古村落。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大量地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宝贵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有效保护、深入研究幸存于世的形式与类型丰富、地域与民族特色突出、历史文化信息承载厚重的古村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着手对我国“江河流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广大地域的传统村（镇）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开展田野调查。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中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据“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令人堪忧。这些地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究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其一，国家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制约下的原住民自主自建性破坏。

    盖新房、住楼房，是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一栋栋新楼凸现于一座座传统古村落中，往往极不协调，严重破坏了传统村落的民族建筑文化艺术氛围。导致这一情形的出现，当然跟传统村落中原住民自身的文化素养、生活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有很大关系，但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当是我国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现行的“旧房宅基不拆，新房地基不批”的土地与房屋权属政策，迫使古村落原住民在原址上拆旧建新。

    其二，政策误读误解与急功近利的政绩建树意愿下的建设性破坏。

    这类情形，是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一些政策内在实质与目标理解领悟上，出现了误读误解，认为“掀翻石板路，修起水泥路，拆了木头青砖老院子，盖起钢筋红砖洋房子”，就是农村的发展之路。一些地方，在政府的直接强力干预下，掀起了大拆大建热潮，造成大量富有优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毁亡。

    其三，商业模式下的过度旅游开发性破坏。

    以地方政府为引领、商业模式运作下的过度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的破坏在我国最为常见。由于商业机制的进入，许多古建筑按照开发商的商业意愿，被随意改造和拆毁，其破坏性是难以估量的。

    其四，法律法规缺位、保护标准缺失、保护经费缺乏下的保护性破坏。

    我国绝大多数遗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建筑及其文化遗产与形态，一方面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文物保护法》不能、也不宜将其全部涵盖而纳入保护范畴之内。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法规可依。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其局限性非常明显，难以从本质意义上保护传统村落，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保护法律缺位性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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