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6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9日在京揭晓，我省申报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选。为此，本报记者对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揭示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回溯和展望山西考古。

　　大河口西周墓地的价值

　　山西晚报：首先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示祝贺。到目前为止，山西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达到11项12次，这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宋建忠：从1990年开始举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至今，我们山西共12次获此殊荣。截至此次第21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山西在总数上位于全国第六位。由此可见，除地上丰富的古建筑遗存，山西地下埋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全国也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

　　山西晚报：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宋建忠：首先，它的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认识文献中没有记载的西周时期“霸”国的历史文化面貌。其次，由于该墓地的时代纵贯西周始终，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又有大量青铜器铭文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周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再次，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骨器、漆器等器物，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西周时期精湛的手工业技艺。

　　山西晚报：近年来山西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无论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还是北朝、隋唐、金元时期考古，都引起极大关注。那么山西考古的特色是什么？

　　宋建忠：山西考古的特色主要是由山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地位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就山西60年来所做的考古工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我省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存序列完整，在探索古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生存环境等领域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文明起源研究优势突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陶寺遗址发现的等级分明的墓地、观象台遗存及宫殿建筑遗址等，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重要地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是晋文化研究特色鲜明。晋侯墓地和晋国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两周考古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纪年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年代学标尺。近年来发现的横水倗伯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西周诸侯国墓葬，均不见于文献记载，极大丰富了西周历史的资料。

　　四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位置独特。大同与太原是北朝考古的重要领地，北魏平城宫殿基址及粮窖遗址等的一系列新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北魏历史的认识。北齐徐显秀墓、隋代虞弘墓等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难得的资料。

　　山西这块宝地

　　山西晚报：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和建立，其实和山西是密不可分的。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夏县在晋南，晋侯早期墓地和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在晋南，这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也在晋南，能否说晋南是山西考古的重地？

　　宋建忠：从地理位置来看，晋南地处中原，土地平缓、靠近黄河，人口分布相对密集，从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丁村、柿子滩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清凉寺、下靳墓地，再到商周时期的东下冯、桥北、晋侯墓地、晋国遗址，直到近年发现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重要考古发现都处于晋南区域。所以说，晋南不仅是山西考古的重地，也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区域。

　　山西晚报：这次翼城大河口的考古发掘，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是主要力量之一。在中国考古界，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似乎颇有些传奇色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侯马搞过一次考古大会战，影响深远，不仅使晋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而且给全国考古界培养了一批人才。

　　宋建忠：是的，1956年，为了配合侯马建设，山西省文管会成立了侯马工作站，开始了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把侯马作为全国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集中了当时国内考古界的众多精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考古大会战，发现了盟书遗址、铸铜遗址等晋国晚期重要遗存，谱写了新中国考古的重要一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侯马工作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考古学家的摇篮。

　　山西晚报：山西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下一步的考古重点和考古方向是什么？

　　宋建忠：首先，配合山西省基本建设尤其是重点工程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仍是我们的重心之一。第二，抢救濒临破坏和盗掘的重要遗址和墓葬。第三，根据山西地下文化遗产分布的特点，开展对晋阳古城、天马曲村遗址、蒲州故城等重要大遗址的整体规划、保护、考古发掘与展示，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科技考古往往创造奇迹

　　山西晚报：我们注意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中使用了一些科技手段，出现了跨省、跨部门的合作攻关，这是否预示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一种发展趋势？

　　宋建忠：此次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尝试和引进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比如邀请我国第一部车载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对大河口墓地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和信息提取，比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整体搬迁墓地两座中型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另外，在工地安全保卫上，也安装监控设备全面监控考古发掘现场。

　　多学科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我国考古界秉承的科研习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掘也本着尽可能全面地、科学地提取遗址本体的信息，通过其他科技手段弥补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不足与缺憾的态度，全面开展多学科合作。也就是说，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都会尽可能地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采取多种科技手段，互相印证分析出土文物带来的历史文化信息，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并更好地向公众阐释这些地下文化遗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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