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余姚）国际河姆渡文化节今天开幕，开幕式上，将颁发“中国河姆渡稻作科技贡献奖”。此时，让我们回顾一下河姆渡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吧。

    稻谷的惊人发现

    1973年的春夏之交，宁绍平原的农民在挖土时，无意中发现了河姆渡这个7000年前的原始村落遗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史前的东南地区，向被视为蛮荒边陬之地，如今突然发现地下竟埋着与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古老遗址，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非同寻常，河姆渡遗址因此也被列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河姆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较大规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要遗址，其意义十分深远。它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观点，进一步突破了我国原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分布的界限，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黄河、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源地。

    在河姆渡遗址所有的发现中，当以人工栽培的稻谷的发现最为重要。在先后两次考古发掘中，都在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发现了稻谷，其堆积数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完好，是同时代遗址的考古中极为罕见的。

    不要小看这些如今已经炭化变黑的稻谷，它们还曾漂洋过海，到日本等国展出，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浓厚兴趣。因为据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稻米，很可能就是从长江下游一带经由海上传过去的。有人还将这一条无形的传播路线称为“稻米之路”。日本一位专门研究水稻起源的专家，曾给我国有关部门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说他研究水稻起源几十年，哪知日本稻种的“根”竟源出于四明山下的河姆渡。

    亲眼目睹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堆积层，你会觉得“江南鱼米之乡”，此言不虚。

    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的现场，可以看到遗址第四文化层的上部，除大片木构建筑遗迹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土了包括骨耜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批稻谷、谷壳、稻秆、稻叶。堆积层相互搀杂，平均厚度在40厘米至50厘米之间，也有厚达1米以上的。有的已经烧焦，有的保存完好，有的稻叶的脉络和根须很清楚，谷壳基本上还是金黄色的，不失原来的形态，甚至连颖壳上的纵脉和纤细的稃毛仍清晰可辨。有人从稻谷堆积的厚度及面积推算，稻谷总量当在100吨左右，可充400多人一年的口粮。这一换算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河姆渡遗址中稻谷堆积之丰厚，数量之庞大，保存之完好，不仅堪称中国最丰富的史前稻谷遗存，就是在世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些水稻遗物，从稻秆、稻叶到稻谷壳皮，刚出土时颜色鲜黄，外形完好，个别地方还出土有稻谷与茎叶连在一起的稻穗。但接触空气后瞬息之间马上变为黑褐色。为了忠实地记录出土时的形态和色泽，摄影师不得不在发掘现场耐心地等候，一俟稻谷出土，立即就把它摄下来。

    也幸亏有了彩色摄影，才使我们今天仍能对当时稻谷出土时的情形略见一斑。

    遗址中的稻谷堆积一经发现，即引起了考古学家和农学家的极大兴趣，都认为是考古中的奇迹。许多农学家立即对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进行了研究。

    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究竟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差异说起。

    野生稻有3种，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培育而来的。普通野生稻谷粒瘦小而细长，药用、疣粒野生稻谷短圆。三种野生稻的粒重都不及栽培稻的一半。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虽已炭化，但大多保留有完整的谷粒外形，谷粒长而大，颗粒大小（千粒重约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稻，粒重更远远超过了野生稻。禾本科植物在长期人工选择的影响下，性状不断发生变异，植株也由小变大，反映在花粉个体中，栽培植物的花粉个体一般要比野生植物的花粉个体大一些，虽然目前还不能在两者之间划出严格的界线，但河姆渡花粉谱中出现的禾本科植物花粉直径一般都在30微米左右，最大的可达49.48微米，从这一情况推断，其中大多数无疑是人工栽培的谷物一类的植物。

    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块茎等活动，河姆渡文化时期依然存在，并且是先民们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补充。从北京猿人到河姆渡人，他们的采集活动无非是植物果实的采摘，块茎的挖掘和河蚌、螺蛳等水生动物的捞取等。对于稻谷一类的植物，如果是采集，也只是摘取其穗，不会连取其根、茎、叶的。河姆渡遗址地层内发现的稻谷，往往跟稻秆、稻叶等堆积在一起。另外，在遗址内还出土了不少用动物肋骨制成的骨镰。这种连同稻秆、稻叶一起收获的迹象，以及收获工具骨镰的出土，无疑是栽培稻的又一证据。

    人们会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既然是栽培稻，那么，它是怎样从野生稻变为栽培稻的呢？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妇女。

    在将近1万年以前，在包括河姆渡在内的江南广袤的原野上，沼泽地上和芦苇杂草丛中，生长着大量的野生稻、稗子以及其他禾本科植物，它们一起杂生着，春华秋实，自生自灭。当时的人们尚不知道种植水稻，甚至还不知道它们是可以食用的。

    由于在当时的氏族内部分工中，男人们多从事狩猎、捕捞等危险性较大的劳动，而妇女们除了照顾老人、孩子外，也承担了就近采集野果、野菜的活计。这就给了她们发现水稻可以种植的历史机缘。

    妇女们领着孩子，经常在野外采集野果和野菜，看到鸟雀飞来啄食那些成熟的野生稻谷，受到了启发，认识到那是一种可吃的植物，于是就大批采集回去，用石头或木棒捣碎去壳，煮熟充饥。与此同时，还对生长在沼泽地上的野生稻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和保护，等到种子成熟了再采集。这样代代相传，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某一天，从外采集回来的野生稻谷，偶尔洒落在住地附近低洼而湿润的土地上，由于条件适宜，在阳光雨露滋润下，到第二年就发芽、成长、抽穗，并结出谷物种子。

    妇女们经过细心观察，认识不断深入，有意识地在某些比较低洼湿润的地方，播下野稻谷的成熟种子。播下的种子跟在野外一样，也能长出稻谷来。就这样，妇女们逐渐掌握了水稻生长的规律，还认识到人工种植水稻比去野外漫无边际地采集野稻方便得多。于是，逐步地扩大播种面积，把住地附近的沼泽地上的芦苇和杂草放火烧掉，开辟成水稻田，种植稻谷。

    上面的这段描述，并不完全只是凭空的想像，而是与从考古发现还原出的远古历史的情形基本相符的。因此可以说，妇女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明者，她们把野生稻改造成为人工栽培稻，为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被肯定为栽培稻后，还要确定其是籼稻还是粳稻。著名农学家、浙江大学教授游修龄认为，我国栽培水稻很早就有籼和粳的记载与区分。籼稻和粳稻在形态、生理上有一系列可资区别的依据，如稻谷的粒形、稃毛、粒色、叶片形状、分蘖力强弱等。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因年代久远，许多检测方法已不适用，只能凭稻谷的外形鉴定。

    粳稻的长宽比约在1.6至2.3之间，一般都在2以下。籼稻的长宽比约在2至3之间，一般都在2以上。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直观的感觉有两种，一种颗粒较小，一种颗粒较大。

    颗粒较小的一类稻谷的长宽比为2.71，颗粒较大的一类稻谷的长宽比为2.53，平均值为2.62。

    从这些简单的测定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典型的籼稻类型。

    另外，还可以从稻谷颖壳上稃毛的分布规律来区分籼稻和粳稻。通常的情况是，籼稻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整齐，长短较一致；粳稻颖壳上的稃毛多集中在颖壳的上半部，下部稀疏，分布不均匀，长短也不整齐。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保存完好，内外颖清晰可分，内外颖上纵脉隆起明显，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较整齐，长短一致。这从又一个方面证实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典型的籼稻。

    由于河姆渡籼稻的出土，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有粳无籼”的说法。前几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虽然发现了1万年左右的稻类遗存，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较差，尚未能得出相关的明确结论。

    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河姆渡栽培稻的发现，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栽培稻起源问题的讨论。

    就起源地来说，在以往的国际文献中，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只是“第二中心地带”，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印度不仅有普通稻，而且有很多野生稻的变种。但是，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印度中西部的卢塔尔，经碳十四测定距今仅3700年，比河姆渡的稻谷要晚3000多年，这一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栽培稻来源于印度，他们的惟一论据是，汉语稻（Dao）和越南语稻（Gao）、泰国语稻（Kao）是同一语源。

    这种看法就更可笑，就算是同一语源，何以见得一定是从印度传入中国？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嘛。

    当然，更多的农学家认为中国的栽培稻发源于国内。不过，对国内栽培稻的起源地，也是意见不一。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丁颖教授认为起源于华南，因为华南的野生稻有普通栽培稻的原种。另一种意见认为，起源地可能是云贵高原，因为那里不仅有野生稻，而且还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各种气候条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云南是我国稻谷较早的栽培地，至少也是较早的栽培地之一，因为三四千年前已经种稻而又有野生稻分布的只有云南一地。

    至于栽培稻起源于何时，也是众说纷纭。

    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4700年以前；有的认为可能发轫于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的学者则认为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年以前，即新石器时代的初期。

    在稻种问题上，争论也还远远没有止息。

    有的学者断定最早的栽培稻是籼稻，而粳稻是由基本型的籼种分化形成的；有的却认为中国古代只有粳稻没有籼稻，粳稻起源于中国，籼稻起源于印度，等等。

    由于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横空出世，尤其是其中大面积栽培稻遗存的发现，使得关于水稻的起源地、起源时间和稻种等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内容并进一步引向深入。

    栽培稻是从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的，是人工长期培植的结果。如果当时当地没有野生稻，要人工培育出来栽培稻，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长江下游有没有野生稻呢？我们在古文献上不难找到这样的记载。

    《三国志·吴书》有记载称：“黄龙……三年（公元231年）由拳（今浙江省嘉兴县）野稻自生。”《宋书·符瑞志》记载：“（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生稻自生三十许种。”《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扬州稻生。”再如《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八月，宿州符离县郫湖穞生稻，民采食之，味如面，谓之圣米。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温州静光院有稻穞生石罅，九穗皆实。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二月，江陵、公安县民获穞生稻四百斛。”古文献上所说的穞稻，就是今日的野生稻。上述记载，无不透露了这样一条重要信息：在千年以前，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野生稻还广泛地存在着，何况更早的远古时代。这为居住在这一带的原始居民栽培稻谷提供了先决条件。

    据气象学家分析，当时这一带的气温比现在略高，相当于热带或亚热带的气候类型。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稻谷的栽培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再一方面，根据史籍的记载，长江下游很早已成为我国水稻种植的中心地区。如《周礼·职方氏》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如果没有远古时代栽培稻谷的基础，要成为“中心稻区”是不可能的。

    然而，真正使人信服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就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已有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杭州水田畈遗址；江苏南京庙山遗址、吴县唯亭草鞋山遗址，无锡蠡墩遗址、施墩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安徽肥东大陈墩遗址、五河壕城镇遗址；江西修水以及云南元谋、广东曲江马坝石硖遗址等不下二三十处古文化遗址，都有栽培稻谷出土，而最集中的地区是长江下游。更重要的是，长江下游不仅出土古稻谷的地点多而集中，而且年代久远。据测定，距今在6000年以上的就有3处，其中河姆渡的稻谷已近7000年。

    日本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用酯酶同功酶电泳法研究亚洲各地水稻的品种分布和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南和江南地区是水稻品种的变异中心，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证明了长江下游是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地。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另一个问题是稻种问题，也就是说栽培籼稻在先，还是栽培粳稻在先。以往的争论中，有一种很普遍的论点是中国有粳无籼，籼稻起源于印度，粳稻起源于中国。但是，30年的考古发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就目前所知，广东马坝石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籼稻和粳稻（距今约5000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中出土有籼稻（距今约6000年），江苏吴县唯亭草鞋山遗址出土有籼稻和粳稻（距今约6000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也是籼稻。从以上列举的材料看，不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籼稻，而且时代远比粳稻早。

    栽培稻的起源时间，前面已列举了学术界的几种主要观点。事实上究竟如何？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已经上推到距今6700至6900多年，这比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还要早数百年。其后还有江苏吴县唯亭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稻谷，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稻谷，距今也有6000年。距今四五千年的稻谷就更多了。

    那么，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古稻谷是不是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呢？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古稻谷，与野生稻的区别已很大，而较接近于现代的栽培稻。更何况，它的产量已经如此之大，说明在其变异发展的历程中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从生产方式看，它已脱离了原始的“火耕”阶段，进入了较为先进的用耒耜耕种的“耜耕”农业阶段。因此，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远不是栽培稻的最早阶段，栽培稻的起源时间肯定还可以向前追溯。至于究竟上溯到什么时候，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它还只能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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