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千千面，面面皆不同。

    作为一种青铜重器，铜鼓因形体巨大，而鲜见于民间收藏，而随着收藏日益升温，铜鼓逐渐开始被各路藏家所重视。

    目前已知海南出土铜鼓中，以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出土的汉代北流型铜鼓为体积最大者，现藏于省博物馆。此外，省博物馆还入藏两面临高县出土的汉代北流型铜鼓，体积稍小。

    美在太阳纹

    铜鼓之美，美在鼓面纹饰。不少铜鼓收藏者，采用拓片的方式，集千面铜鼓成册，用作欣赏，研究铜鼓发展历程。

    记者在省博物馆看到，昌江出土的汉代铜鼓，面径达100厘米，腰围达270厘米，置于独立展柜中。

    仔细观察铜鼓，可见鼓面铸四只立蛙，蛙身长3.7厘米，高2厘米，三只呈逆时针站立，一只为顺时针站立，使鼓面富于变幻，立体感增强。

    该铜鼓的鼓面正中铸八芒太阳纹，从圆心向外，铸多圈弦纹，构成晕圈。相邻展柜中的临高出土汉代北流型铜鼓，同样具有太阳纹饰。

    据省博物馆馆长丘刚介绍，这种由光体和光芒构成的太阳纹是最早出现于铜鼓上的最基本的装饰纹样，是鼓面装饰中最重要、最醒目的图案，也是唯一贯穿于铜鼓历史始终的纹样。

    丘刚说，太阳纹原本是铜鼓浇铸口留下的残痕，经反复打磨修饰成为一个圆饼形的突出体，少数民族先民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并结合太阳崇拜，最终形成了太阳纹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有学者认为，太阳纹不仅是铜鼓所有纹饰的中心和重心，也是铜鼓作为乐器、礼器和权力重器的最具崇拜、信仰和文化意义的标志。太阳纹的设计是铜鼓工艺家的第一步工作，任何铜鼓形制上的变化，必先导致太阳纹的改变，太阳纹占据鼓面主导，其他纹饰只不过是表达对太阳纹的自然崇拜罢了。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1980年在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以标准器出土地名将铜鼓分为八个类型的分法，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

    八大类型铜鼓的总体特征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形态优美，纹饰变幻。

    美在共鸣声

    唐代刘恂《岭表录异》有记：“蛮夷之乐有铜鼓。”考古工作者发现出土的铜鼓多与其他乐器同放在一起。

    铜鼓，由专做炊具的“铜釜”演变成敲击发声的“铜鼓”，铜鼓价值的高低与其音色好坏息息相关，声音好者，比较贵重。

    按照现代乐器分类，铜鼓属于体鸣乐器，其腔体具有独特的储存、共鸣和传声结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吴伟峰介绍，敲击铜鼓的鼓面，可以发出金属的音响，鼓声经过圆柱形的鼓腰，最后到达宽敞的鼓足，由此向外传送，形成独特的铜鼓音乐。

    五代词人孙光宪在一首《菩萨蛮》中写道：“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板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词中描写的是南国早春，木棉花开，少数民族敲击铜鼓，发出阵阵鼓声，人们舞蹈赛神祈福平安。

    吴伟峰说，铜鼓是一种民族民间乐器，在使用和传承上均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因此一直没有成形的乐谱流传，直到195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用汉字和符号记录鼓点，逐渐形成鼓谱。

    据介绍，铜鼓演奏一般由数个鼓点联成一个套路，每个鼓点的连接转换都有一种节奏变化的提示，这种提示是一种即兴式的变化，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与传统戏曲中的开台锣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伟峰说，民间还流传下来铜鼓舞，一种是以铜鼓为道具的舞蹈，还有一种便是铜鼓伴奏的舞蹈。

    铜鼓舞作为一种形象的艺术形式，再现了历史背景下的劳动场景，可以还原稻谷的生产过程，也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图腾崇拜。

    美在传奇

    作为一种受到社会全体成员敬仰、崇拜的神圣器物，铜鼓的来源及其管理、传承一直是一个神秘的话题。

    广西河池一带，一直流传着一首祭鼓词，词中写道：“古时天无云，天旱九个月……天娘母动心，放下倾盆雨，雨滴大如鼓……铸个大铜鼓，造个好铜鼓，人间有灾祸，打鼓报天娘。”

    于是，人间有了铜鼓。

    民歌歌谣中的内容纵然有些滑稽的地方，但是毕竟是古人美好愿望的寄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铜鼓的管理，广西民间也流传着多种版本，一种为私人所有，一种为宗族所有，还有一种为村寨集体所有，无论哪一种持有方式，人们对铜鼓的保护和管理非同寻常，铜鼓非但不能买卖，还必须经过杀鸡歃血等隆重的仪式，才能正式继承铜鼓。

    丘刚介绍，海南目前已出土12面铜鼓皆为广西铸造，后随着军队流传至琼岛各地。

    铜鼓是低频响器，频率越低，鼓声在空气中传播越远，因此铜鼓常被用于指挥军队作战，一来可以用铜鼓声召集部队准备战斗，二来可以用铜鼓声指挥部队进退。

    在战争时期，铜鼓声具有绝对的权威，铜鼓声高昂，士气高涨，部队就会以压倒敌人的优势克敌制胜；铜鼓声不振，士气低落；如果铜鼓声消失，意味着战争失败。

    事实上，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华民族进入了以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人们开始逐步摆脱了原始的迷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次飞跃。

    青铜器因其形制之大，种类之多，纹饰之美，铸造之精，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象征，与之相应的“尊神重鬼、轻视生命”的祭祀文化高度发展，大量的青铜礼器作为政治权利的象征，多用于宴饮或宗庙场合，赋予了“明贵贱、辨等级”的特殊时代意义。

    自汉代以来，铜鼓文化代代承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铜鼓属于部落首领手中的“重器”，但随着中原封建王朝势力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加强，这些地区的部落首领地位渐渐衰弱，铜鼓不再为权贵所专有，它作为乐器的功能日益突出。

    吴伟峰说，随着铜鼓使用范围的扩大，铜鼓的实用功能被人们广泛开发，史载铜鼓在北宋时用于打更报时，直到1950年代，还有一些村间小学悬挂铜鼓，敲奏以定上下课时间。

    盛世兴收藏，一年又一年，藏品多多变化，历史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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