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江军民府印”失落的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元江傣族土官那荣进京朝贡，带回的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礼部造“元江军民府印”，只使用到那忠任土知府的宣德五年(1430年)，就在一次官署被焚的事件中失落了。事后曾禀报朝廷，明宣宗恩准又命礼部重新铸印颁给了一枚宣德“元江军民府印”。此事《新纂云南通志》有载：“宣德五年(1430年)，黔国公沐晟奏，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贼刀正、刀龙等焚其廨宇经历印信……且命礼部铸印给之。”《明史》也记载，永乐“元江军民府印”已在宣德五年被焚。《明史·云南土司》也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几种史料文献记载的说法是一样的，都肯定永乐“元江军民府印”被焚毁无疑。也就是说，永乐“元江军民府印”从永乐三年(1405年)颁发，至宣德五年(1430年)被焚失落，共使用了25年，其后使用的“元江军民府印”则是宣德五年礼部另行铸造发给的。
永乐“元江军民府印”已经被焚了580多年，为何今天又重新出现呢？
明清以来，元江府土官亲属内部争权夺印一直不断，加之地方盗贼较多，夺印、盗印成了谋权、谋财的核心，因而当年的府印并未被焚毁，而属失落。也有一种可能，当时如对朝廷报告官印失落，就要追查找回，这是很难做到的事，于是以“焚毁”上报。至于当年“元江军民府印”在官署被焚时及其以后，落入何人之手，因无更多的史料记载和其它线索，目前尚难考察出来，但从稍后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元江府曾发生过几次夺印事件，这对理解永乐“元江军民府印”的失而复出是有参考价值的。
宣德五年(1430年)时，那氏“元江军民府”的知府土官已传袭到那忠，之后，那忠传那端，那端传那宪，在那宪任上的嘉靖年间，发生了谋杀夺印战乱。《新纂云南通志》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宪叔父鉴杀宪，夺取印，并收因远驿印记。”还有不少记载表明，元江军民府土官内部，从宣德五年至嘉靖年间，围绕着争权夺印所引起的战乱是十分激烈的。永乐“元江军民府印”的失落，笔者根据各方面的考察，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宣德五年(1430年)元江军民府官署被刀正、刀龙焚毁时，官印并未被焚毁，可能被刀氏或其部下掠走，因掠印者非朝廷批准的世袭土官，怕朝廷问罪而不敢暴露，故将印辗转藏匿，而至流落它处。铜印的保存者董家方曾说，此印是其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帮工拆房子时从墙中滚出来而得到的，但具体的地点和房子的主人是谁，他一直没有说明白。此说只供参考，然而可证实一点，即铜印最后的保存者董家方，并非元江傣族土官那氏的后裔或亲故，也非当年焚毁元江军民府官署的刀氏后代。
其二，明清以来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元江，新平、墨江的哀牢山一带，盗贼较多，宣德五年(1430年)焚毁元江军民府官署的刀正、刀龙，在史书上只有其名，并称其“贼”，但不知其身世经历。永乐“元江军民府印”亦可能被其掠走后，或许又被其他贪财的“贼”抢去，几经藏匿易手，最后流落入今日的董家。1983年思茅地区组织文物普查时，曾在墨江孟弄区得知该地落有一颗官府大印，但一直未能找到。笔者认为，永乐“元江军民府印”流落在墨江孟弄中那庄，应该考虑历史上的争权夺印、抢掠劫印、贪财盗印等诸种复杂因素。
墨江与元江在明代的关系
明代永乐年间颁发给今属玉溪市元江县的“元江军民府印”，为什么会在580多年后，出现在今普洱市墨江县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墨江与元江在明代时的历史渊源及民族关系说起。
墨江县与元江县，地界交错，山水相连，各民族跨县而居，而在元明时期，两县又同属元江路及元江府管辖，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直到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郎厅(墨江)改属普洱府及其以后，两县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仍一直延续。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元江改土归流，雍正十年(1732年)裁曲靖府通判设于他郎(墨江)，始建土城，官署仍隶元江军民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元江降为直隶州，他郎(墨江)乃改属普洱府。1915年，地方人士嫌他郎之名不雅训，乃呈请上峰易名为墨江。
早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即“于他郎甸(墨江)置司，隶元江路”，继后，他郎(墨江)又在明永乐三年(1405年)朝廷授予“元江军民府之印”时，将“马龙他郎甸改称为恭顺州”，隶属“元江军民府”管辖。“恭顺州”即今墨江县碧溪区碧朔城。民国《墨江县志资料》载：“恭顺故州，在城北二十里，明初改他郎寨土司为恭顺州，今称碧朔村，其城垣基址四门，村人岁岁修补，至今无恙。”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将“恭顺州”城移到“他郎寨”，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事。
墨江县古名“他郎”，与元江傣族那氏土司有关，其地名含意的一种解释是：“他”是汉语第三人称，“郎”是傣语“郎癸”的缩写，意为姑爷(女婿)，“他郎”意为姑爷住的地方。这“他郎”的岳父就是元江傣族那氏土司。明代时，墨江是元江傣族那氏土司的世袭领地。今墨江城里的明代傣族寺庙古迹亦可证实这一点。墨江县城东门外的玉皇阁，古称玄天阁，是明代傣族土司那氏的家庙；南门外的大佛寺，是明代傣族的缅寺。民国《墨江县志资料》载：“玄天阁，在东门外，先系土司那氏家庙，明季改定为寺”，“大佛寺，初在南门外，建自明初，土酋之缅寺也。”
由于墨江、元江自古以来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故明代永乐“元江军民府印”在宣德五年(1430年)被焚失落以后，数百年中，几经抢夺、藏匿、易手，流藏在墨江，于今发现，追根溯源，这是合乎历史事实与逻辑的。
明代永乐“元江军民府印”的发现，揭开了一桩历时580多年的历史死案，证实了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土司制度在云南元江府的发展演变史实，提供了研究古代百越民族后裔的傣族，明代时在滇南哀牢山红河流域一带世袭统治数百年的实物依据。印背所刻铭文、年号、日期与朝廷《明实录》记载完全相符，授印史实情况与《明史》、《新纂云南通志》、清康熙《元江府志》、民国《墨江县志资料》完全吻合。铜印印纽、印背虽有多处砍削、砸击、腐蚀伤痕，然印面完好，印文字迹清晰，印背年号、铭文、编号完整可见，仍不失为国家级的明代重要历史文物。
推荐阅读:
山南地区 着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陇南发现多处茶马古道遗迹
辽宁绥中境内新发现20公里长城遗址
余姚通济桥
分页:[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