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杨舍堡城（现张家港市杨舍镇）东门外大街的北首，建有一座茶亭后阁。这是由一位一心礼佛、广结善缘的乡人募资建设的，他在此挖了口深井，取甘美的井水煮成茶水，向南来北往的行人免费施茶。茶亭后阁后来荒废，在废址建有供奉龙神，安置各类消防设施的潜安宫。至清光绪年间，居士开挖的深井犹存，还能每天供几十户人家打水，真可谓泽被后世。这座茶亭后阁主人的善举，引来了名闻遐迩的江南隽才、后被列入明末东林党“后六君子”之一的李应升为它作了一篇《茶亭后阁记》，也为杨舍的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李应升（1593～1626），字仲达，号次见，又号石炤居士、石罾居士。他出身于江阴北漍赤岸的一户望族，曾祖为悉心著述的乡曲隐士李诩，伯父为醉心藏书的得月楼主李如一，今杨舍塘市人、刚正不阿勇斗阉党的缪昌期正是他的姑父。李应升少年时即富有文名，他20岁在县学诸生入学考试中获得第一，23岁乡试中举，24岁即考中进士，后授江西南康司理，明天启二年（1622年），才29岁的他就被提升为都察院西台监察御史这样位高权重的官职。

    李应升本可以像其先辈那样，在文学、哲学、教育上有所创建和作为，他在江西南康司理任上即恢复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而被南康人入祭白鹿洞名贤祠。但进入都察院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监察御史是通掌弹劾、纠察、建言的官吏，当时的都察院正汇集着一批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的御史、副都御史，他们与“以激浊扬清为己任，多言人所不敢言”的李应升极为投机，一起参与了对其时如日中天、人称“九千岁”的魏忠贤的斥责和弹劾。天启四年，李应升在都察院掌管章奏，作为言官，他的确是个撰写奏章、疏谏的高手。担任御史3年多，写下数十篇奏疏，其中有影响的，如《缕诉民隐疏》、《救万燝疏》、《劾魏忠贤疏》、《劾魏广征疏》，以及代高攀龙所写的《劾崔呈秀疏》。因此，他被魏忠贤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魏忠贤集团即把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等100余人列为邪党。天启五年，缪昌期、李应升都被削籍归里，逐出京师。

    但回到了原籍，却还是逃脱不了魏忠贤集团的诛杀。次年三月，缪昌期、李应升同被污以与苏松巡抚周起元案有牵连，先后被逮送入京师大牢。在缪昌期解往京师的途中，已经危在旦夕的李应升非但不避嫌，反而专程赶来同他告别，为他送行。同月，李应升被逮入狱。他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忠贞如一，无一招词。他早已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充分准备，在他慷慨就逮途经常州时，他曾对前来探视送行的好友、复社名士徐元修说：“不必如此哀痛，他年史笔借重数言，便堪不朽耳！”这年六月初四，李应升被阉党秘密杀害，年仅34岁。但他确有预见，崇祯初他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江阴城内文庙名宦祠东侧，还特地建了一座“双忠祠”，祭祀缪昌期、李应升两位东林英杰，确实英名“堪不朽”了。而活着时便大造生祠的魏忠贤，最终却真正的遗臭万年。

    此处写一闲笔：李应升先祖为色目人，始祖为嘉那，从二世始开始迁入江阴为官、定居。而缪昌期为蒙古人的后裔，其祖为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蔑儿乞惕氏族，后该氏族后裔改为汉姓，居苏北如皋的一支改姓冒（明末清初文学家冒辟疆即属该支），在苏南江阴的一支改姓缪。元朝时，人分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南宋治下的汉人）。也正因如此，有论者云，缪昌期、李应升不畏威权，敢于舍身对抗魏阉集团，对缪昌期而言，有着任性使气、我行我素的草原作风这一家族基因的影响，对李应升而言，则是“求务实重干才”、渴望“直身任天下之事”这一薪传火递的家风的影响。这种基因论，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姑且一说罢了。但是由于北漍与杨舍近在咫尺，加上与缪昌期这一层关系，李应升与杨舍的渊源自然是比较深的。《茶亭后阁记》不过寥寥数百言，小记中言语的恳切、温和，与他弹劾魏阉时那种辛辣、激烈的词语相比，真是不啻霄壤，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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