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不仅被很多人称为是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位传媒人，每年需要游走于世界各地参与社会活动。能否基于您的经历，谈谈您印象中规划做的不错的城市？哪些方面给您留有深刻的印记？
梁文道：从城市规划角度讲，我完全不认为它是一个好城市，但是它很amazing，这就是拉斯维加斯。我一直认为，拉斯维加斯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的伊西多拉，在沙漠中凭空出现的海市蜃楼，完全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修建。那是一个具有很多功能的、奇异的城市，是一个欲望和罪恶之城，但是会让我永远记得。
在去过的城市中，我认为目前规划做的还不错的城市（可以从较远的说起），比较远的一个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我觉得哥本哈根是一个市民自主程度高到不可思议的城市。在市区内，某些居民区宣布“独立”，变成另一个“国家”，邮差都不是丹麦的邮差，但是政府允许它。而且这些社区与其他社区不同，偏偏又能跟城市完好地结合。另外，这个城市在低碳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在重新推行脚踏车作为交通工具以促进区域的绿色化。欧洲很多城市都在推行脚踏车，哥本哈根是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城市。
说两个近一点的城市，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日本的京都，很多人欣赏京都鸭川河的改造，可以给市民提供很多空间，有点像首尔重新挖掘的那条清溪川，但是它不是一条真正的生态游散的河流，因为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够。不过，人们对中国的古旧建筑的拆毁是有共识的，日本这方面做的特别好。我以为，京都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它在城市的古旧风格上的坚持和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它一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我们玩的Nintendo（任天堂）就是京都的任天堂公司出品的；它另一方面是一个古老风格的城市，古建筑被再利用的同时，又不会变成彻底精英化的场所，就像伦敦金融城或者上海外滩那样，而是开放给所有市民的。所以，除了鸭川改造项目我持保留意见以外，京都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特别容易找到平衡的城市。
另一个是我们的华人城市台北。上世纪70、80年代，台北市民并不会觉得台北是一个好城市，即使现在的城市外貌依然不够好看。但是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深入，台北市的城市规划越来越考虑市民的需要并体现出民主意识，从各个街区到各个景观空间，市民由下而上地慢慢摸索他们跟城市之间的关系。台湾的很多学校把校园的围墙拆掉，改成绕着校园的一片树和小溪，为市民呈现学校中的不同公共机构面貌。这不是严格的物理意义上的围墙，但是却有墙的效果。这些树林不仅绿化城市，为城市带来很多候鸟的空间，也可以让市民到里面休憩。这显然不是政府的意向，而是市民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城市不应该如此，就会尝试改变。台北是华人城市中民主意识深化到一定程度，产生了改变城市外貌力量的例子。
记者：您谈了很多社会经济制度已经相对成熟的城市，可否谈谈北京？事实上，在1949年后，梁思成先生曾提出保留古城，在其他区域建设新城的提案，但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现在的环状规划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建国初期的规划案有欠考虑之处，您如何看多重历史背景下的北京？
梁文道：我的看法不会太特别。在历史背景下解读北京，其确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即使是现代主义刚刚兴起之时，环状都市也是很过时的规划观念。首先，环状城市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交通；其次，城市没办法形成多个具体的区域中心，大家都更愿意到东城区和朝阳区生活。可以说，北京不只是交通问题，整个发展也很倾斜。这可以和上海比较，上海的徐汇区、虹口区和黄浦区等，都各自有不同的商业、文化和居住中心。上海的交通就比北京好一点，市民的生活感就平衡一点。
梁思成先生的观点我比较同意，北京现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规划设计失败的集中表达。基本上，北京的结构不可能被改变，只能利用别的城市形成都会带，吸掉一些它的问题，这有点像加州的橘郡吸掉了洛杉矶的部分人口。我觉得如果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构想实施的话，在古建筑维护等方面会比现在好一些，但也取决于梁思成先生所构想的新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城。
记者：中国在近几年随着很多国际性事件的发生，设计了很多新锐的建筑，包括鸟巢、国家大剧院等，而目前几未使用的鸟巢被国外媒体称为“白色大象”，而国内很多人将这些建筑视为是腐败的象征物，您怎么看这些新锐建筑在中国的社会角色和自身发展？
梁文道：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府官员喜欢做形象工程。因为中国大多数官员在每一职位上的任期都比较短，他们很希望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受到关注、自己受到重视，所以他们的项目选择很倾向于各种显眼的建筑，例如公共建设。鸟巢这类国家级的建筑物，则是同一种心态被放在了国际范围内。近20年来，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城市的公共艺术品品位都比较糟，反映的是，很多官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品位比较低，又拥有太大权力干涉艺术创造和选择的过程；但是近几年出现了官员口味上的变化，我有一个建筑师朋友接到一个项目，是地方政府邀请他设计一个公共建筑，但他们彼此签的合约中有一项之前的建筑设计类合约从未出现过的条款，即要求这个建筑必须非常先锋大胆，50年内不过时。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官员的品位很糟，现在开始信任专业人士，只是要做到足够先锋、大胆就好。这就是中国近几年几乎变成一线建筑师的游乐城的原因，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等人几乎没有受到干扰地在中国开展形象工程的实验，出现了所谓的白象。
另一个问题在于使用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这种传统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的结果，因为太喜欢做形象工程，使政府对工程的选择显现出盲目性。即使郑州这类内陆城市都要建造国际级的演艺中心；另一方面是国际传统，例如，大多数世界博览会场馆的使用方式拓展一直是让人头痛的课题。
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考虑，我们是否有必要不间断地让这些建筑师来中国设计可以登上建筑杂志封面的新建筑。因为隐隐约约有这样一个规律，20世纪之后，一个国际趋势是：建筑师变成时尚文化的中心和潮流的指标。当这些建筑明星出现在大家视野里时，就会被邀请去做project，中国也在追这类国际潮流。但是许许多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当发展过程中，整个国家的权利分配不是很平衡时，仍邀请很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项目，就容易出现很多不负责任的、会让人后悔的设计，出现哪怕建筑作品本身很优秀，但是跟该国家发展水平非常不相称的作品。路易斯·康曾经为孟加拉国设计的那座办公大楼，虽然很好，但跟当年的孟加拉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均不相符，尼迈耶设计的亚马逊河的巴西利亚城，是一个白象级别的城市，不仅是一座建筑了。
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有些特殊，权力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很大，我们主动邀请建筑师来设计满足展现权力者的野心和向市民炫耀声望的愿望的建筑，外籍建筑师也很喜欢这些机会，可以使他们扬名立万。现在这些建筑师变成明星后，更有意愿做这种事。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比较喜欢路易斯·康，能否谈谈您喜欢的建筑师是哪些人？为什么喜欢他们的建筑？
梁文道：从都市规划的角度讲，我不喜欢现代主义；但针对建筑而言，我比较喜欢简约和传统的现代主义作品，我喜欢空间线条清晰和透明化的建筑。路易斯·康对于我而言，颇有些神秘，有某种东方色彩的隐晦感，我更喜欢密斯·凡德罗，他设计的纽约Seagrambuilding（西格拉姆大厦）和芝加哥湖滨公寓都很漂亮，尤其是在夜晚。
当代的建筑师中，我喜欢西班牙的克拉特拉瓦和日本的SANAA小组。前者以做桥梁闻名，最近也开始做大型建筑。我非常喜欢他设计的火车站和桥。他本身是工程师出身，又将设计做得很诗意。以前我们以为桥梁是工程师在做，但是通过克拉特拉瓦，我们看到，桥梁也是建筑师的实验场所。另一个是去年获得建筑界的普利兹克奖的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的组合，我希望以后有空去瑞士看他们设计的劳力士学习中心，他们作品中的空间之间的穿透感、空气感和线条的起伏变化很美。这4位都是我目前很喜欢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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