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州大粮仓发掘经过：发现辽代炭化谷物

    刘焕民先生介绍说，在西区南端羊尾巷路旁，他们还发现了一甬石碑。这甬石碑全部埋入地下，碑顶与当时地表齐平。该石碑为青石材质，碑身、碑首连体。碑座长90.8厘米、宽58.5厘米、高42厘米。碑首宽65.8厘米、高54.5厘米。碑身高1.035米、宽61.3厘米。碑阳刻二龙戏珠，碑额题楷书“永垂不朽”四字；碑阴额题楷书“勒诸琐珉”四字。楷书碑文20行，计770字。

    该石碑为“记事碑”，记载了肃亲王府与附近商户、百姓之间，一场长达10余年的土地使用权之争官司。30余名当地商户、百姓，忍受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折磨之后，终于遇到了公正的“父母官”。于是，百姓们自发地树碑立传，将他们的事迹传于后世。

    祖辈定居不期骤起土地之争

    “记事碑”碑文记载：“况我等十余年之积案，蒙二公片言昭雪，我众户怀其德而沐其恩，勒诸金石以传后世者乎”。碑文记载，立碑的这些百姓，祖辈居住在沈城大舞台西侧一带，“不知多少变迁”“亦不详几经更易”。百余年来，其土地使用权毫无异议。

    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公府的一个“包衣”，在他人唆使下，仰仗公府权势，强行霸占百姓们的土地，以致形成多年疑案。碑文记载，百姓们祖辈居住的地块，“南至大西门里大街（沈阳路），北至干石桥胡同（大舞台北面胡同），东至鼓楼南大街（正阳街），西至镶白旗官厅胡同（西顺城内街）”。然而，这个“包衣”却到承德县（清末沈阳称谓）告刁状，说百姓们侵占了他的地盘。

    公府包衣狗仗人势歪打官司

    碑文所谓“公府”，即肃亲王府。“包衣”为满语，“包衣阿哈”简称，即家奴、奴隶、奴仆或奴才。有的“包衣”因战功等而显贵，但在其主子面前仍为奴才。

    清代康熙年间绘制的《盛京城阙图》上标注，肃亲王府位于沈阳路与正阳街路口西北角，东侧与沈阳故宫一路之隔，西侧便是当年的肃亲王府胡同（沈阳路西华北巷）。肃亲王府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府邸。及至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肃亲王”已“世袭罔替”至第九代，即爱新觉罗·隆勤。清代光绪二十四年，隆勤死后，其长子爱新觉罗·善耆，成为第十代肃亲王。

    碑文记载，当年开堂审讯时，百姓们出具了“买契纸”，当堂呈验，“均系买自民间”，而与公府乃至“包衣”均不相干。县令亲自查勘后，判定百姓们“确凿有据”，不于公府地基有株连，然后结案。但是，“包衣”倚仗公府势力，非让百姓们腾出地皮不可，并且四处告恶状。但各衙门均维持原判。“包衣”“羞恼变怒，未遂夺牛之心，竟至骑虎之势”，乃至造成“缠讼”10余年之久。

    官府调停

    居民立碑传诸后世

    后来，“花翎协领”荣大人、“承德县正堂”唐大人，查勘提讯此案。“二公俯察民情，令将广源斋东墙外地基，南北长让出二丈二尺五寸、东西宽二尺”，既给了公府“包衣”面子，又令百姓们“倾心踊跃”，致使“两造具结”，终于恰如其分地了断了这桩“马拉松”官司。

    碑文记载：两位“父母官”能够“曲体乎民情”，令百姓们“深感二公之德”。于是，居住在盛京鼓楼南干石桥胡同、大西门里羊尾胡同的姜心泉、刘草亭、关荫棠、吕彦臣、王荣阶、王凤林等30余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天，树立了这甬石碑。

    汉魏时期

    沈阳老城范围不大

    刘焕民先生介绍，通过考古勘探发现，早在辽代，大舞台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沈阳老城区之内，沈阳故宫、沈河区公安分局一带，最早的地下文化遗存为战国时期。沈阳故宫，便建立在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古城之上。大舞台地区与沈阳故宫仅仅一道相隔，相距不足60米，然而，大舞台地区最早的地下文化遗存，却仅为辽代。由此可见，战国至汉魏时期，沈阳城的范围尚未达到大舞台地区。当辽代建立沈州城之后，大舞台地区才得到开发利用，并且一直沿袭至今。

    百余年间地层逐渐增高两米

    考古发掘中发现，记载土地使用权之争官司的“记事碑”，碑座之下，即为百余年前的地面，而发现该“记事碑”时，其碑首顶端却与现今地表齐平。该“记事碑”通高两米。由此可见，清代光绪三十三年，商户、百姓们建立该“记事碑”时，当时地面要比如今矮两米。在百余年内，当地的地层逐渐增高了两米。与东面一路之隔的沈阳故宫地势相比，当年，大舞台地区地势低洼，低于沈阳故宫1米有余。而如今，大舞台地区地势，竟高出沈阳故宫地表1米有余。地层逐年增高，表明自清末至今百余年内，大舞台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人口逐年增加。

    如今的大舞台地区，在林立的居民小区楼房之间，几条古朴的街巷之上，每天都在演绎着沈阳老城区变迁，与当今与时俱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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