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位学者质疑：曹操墓是又一个“周老虎”

    昨天记者也与闫沛东取得了联系，他在给记者回复的短信中表示：“正在磁县山区，电话信号不好。人证方面有西高穴村村民徐某，他是考古队发掘时雇佣的民工，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政府介入流入假文物过程；物证方面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包括南阳造假者参考用书《三国演义》，书中记有和西高穴村干部联系号码，北京潘家园市场某摊位南阳‘假文物’贩子可定制同样‘魏武王’字样石牌。所谓‘曹操高陵’器物中，只有一号墓生锈铁剑是真的。另外安阳在邯郸学术圈公关，压制不同争议，在京策划跑关系路线图，足证‘曹操墓’是弥天大谎。”闫沛东表示，正在搜集更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在苏州论坛后，会根据安阳方面的反应，适时公布。闫沛东还透露说：“目前邯郸正组织一次更高规格针对‘曹操墓’的学术论坛，所有证据将会一次性公开。”

    挺曹派回应刘庆柱：说造假就拿出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是参与认定曹操墓的重要人物之一。昨天，记者也与刘庆柱先生取得了联系。

    他表示，此次论坛上“打曹派”的观点，其实他早就听说过，并且给予了回应。所有证明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为曹操的文物，都已经经过了符合考古界规范的、科学缜密的鉴定，国家文物局也给出了权威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是不存在任何疑点的。

    至于黄震云提出的“画像石为新近伪造”的观点，刘庆柱觉得很无奈。他说，“首先，根据一张登在动车组杂志上的照片，怎么能如此草率地认定文物的真假！而且，《鲁潜墓志》在多年前就被发现了，也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埋地雷的情况。而根据这个墓志，从1998年开始，就有设计曹操墓的文章出现了。潘伟斌的文章在正式发掘前刊出，这是很正常的。”

    而对于许多质疑，刘庆柱表示，在学术层面的讨论，他的态度一向很明确，就是欢迎质疑和辩论。但是如果说造假，这已经脱离学术讨论的范围了。“说造假是要有真凭实据的，这与学术讨论的性质已经不同了。轻的说是道德层面的，重的说就是犯罪了。”

    安阳考古方面回应

    针对以上众多学者的质疑，记者也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安阳曹操墓的相关考古人员，此次考古的领队潘伟斌也对这些疑问作出了回应。

    回应一：“魏武王”石牌上“魏”字时代特征明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铭刻专家赵超指出：魏武王的“魏”字，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两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东汉晚期也是这样，魏晋以后就改变了。北朝时期“魏”字就把“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再晚一点，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我们通过这个字的写法，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到魏晋时期。十六国时期在西晋以后，北朝以前，所以其写法更接近于曹魏时期，不足为奇。

    回应二:“魏武王”称号只用了短短8个月

    曹操生前确实没有称“魏武王”这三个字，如果那时候称曹操为“魏武王”，那就反而不是曹操本人了。我在以前介绍的资料中说过，曹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武王，脉络十分清晰。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上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3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丕在八个月后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人们提起曹操一般都称为魏武帝了。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

    要知道曹操是在其死后东汉皇室才给他谥号为武王的，他的封国为魏，为什么就不能称魏武王呢？如果像上面学者质疑的那样，那么齐桓公的国号是周王室给他的封号，桓公小白就是周王朝的臣民，齐桓公就应该叫周桓公了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了“郑桓公”、“鲁桓公”、“秦桓公”、“宋桓公”、“卫桓公”等等这么多桓公了呢？总是要有个区别的嘛，如西汉诸侯王多有谥号，如刘胜封国为梁，死后谥号为梁怀王。刘武封国为梁，死后谥曰孝王，因此称为梁孝王等等。

    称曹操为“魏武王”这个词不是我们今天人的首创，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中就出现过，据《宋书·卷第二十三·志第二十二五行三》上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唐初宰相房玄龄所著的《晋书·卷十八·志第十八》、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等等，均有将曹操称为“魏武王”的。有这么多记载，因此在曹操墓中出有魏武王石牌是不足为奇的。

    回应三：画像石是墓门和石椁上的，不是墓室建筑构件

    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没有人说是墓室的建筑构件，我们多次声明它是墓门和石椁上的。因此严格地说，它们不应该称为画像石。这些画像石不仅在盗洞周围出土，而且大量出土于墓室内，前后室内都有，其中在前室内至今还保留有成型的大块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厚度是铺地石的一倍，达到20厘米左右，和前室南北侧室门宽度一致，推测其是封闭侧室门的。因为画像石是作为封闭南北两个侧室用的，其粘接用料是白石灰，当然，其还保留有石灰的痕迹。而且在墓的大门上部至今还保留有粘接砖缝所用的石灰，其颜色纯白。因为这些画像石被盗墓分子从门上撬下来，掩埋在土中，所以其上面粘有黄色土痕，没有谁专门抹上去造假。

    回应四：《报林》上的是论文不是广告

    当2008年我在《报林》杂志上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见到过那个被盗的石牌，仅仅是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拍摄《寻找曹操墓》时他们得到了这个石牌的照片，上面所刻文字不是太清楚，但是最上面的“魏武王”三个字却非常清楚。因此，后来其下面的文字被解读成不同的内容，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家用”，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墓用”等等。后来见到石牌后，我们方知道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几个字。

    那时候，我之所以推测这里就是曹操高陵，并不是做什么广告，而是一篇论文。论证和论述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列出了推测和论证它是曹操墓的各种理由。要没有这种方法，为什么河北的刘心长先生非要坚持曹操墓在漳河北岸的河北境内？亳州的李灿先生为什么非要坚持曹操墓在亳州的薛阁塔下呢？

    ■链接：

    曹操墓风波

    第一次质疑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对河南作出曹操陵墓确认的结论表示质疑，认为“为时尚早”。袁教授认为，“六大证据大都是推断出来的。而前提是在一座多次被盗、面目全非的古墓上进行论证，基础脆弱不堪。那些石枕和石器都不是从原墓中出土的原始物件，而是从盗墓罪犯手中获取，到底是不是原来的东西，令人怀疑。”袁济喜认为，一些关键证据如墓志铭与其他能说明墓主身份的陪葬物都没找到，难以令学界认同。

    第二次质疑

    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也曾于2009年12月29日亲赴安阳进行考察，并于2010年1月13日写下《社科院专家团难以一锤定音》的博文，认为这不过是这场大争论中的一个新起点。安徽考古专家李灿随后指出河南考古界出具的支持证据仍有不少疑点。一距离不对，真正的曹操墓仍应该在古邺城(现河北临漳境内)。二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有疑点。“魏王是曹操生前的封号，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在墓葬中同时将一个人封号与谥号并提，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李灿认为，如果称“魏王常所用”也可理解，但封号谥号一起用“不好解释”。他指出，“新中国60多年的文物考古史上，这么仓促宣布的还是第一例”。

    第三次质疑

    2010年1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西高穴大墓入选排名第四。著名考古专家徐苹芳表示：“考古发现的评选与认定，必须建立在材料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西高穴大墓的情况与去年的大报恩寺很相似，尤其是核心考古价值的认定工作还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不解决，就不能将“墓主人是曹操”作为衡量其考古价值高低的评判因素，“不然的话，评选标准就会有失公允。”
推荐阅读：

分页:[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