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大结局已定，曹操墓却又波澜再起。6月12日，于2009年12月27日匆匆发布成果的曹操墓，赫然入选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6月13日,河南即高调发掘曹操高陵2号墓，据说为了电视直播需要，还回运了一些文物到墓葬坑里……与此同时，新一轮质疑也来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直指曹操墓没有“挖”清楚，“丧失了学术性”。其质疑不猜测动机，不回避问题，完全是在学术研究框架内的追问与驳难。在经历了第一轮的喧嚣热闹之后，这一轮的质疑显然在专业的成色上更加纯粹。

    事实上，被指“外行”的社会公众乃至媒体，也并非总是外行、浮躁的。大家明显感觉到质疑带来的信息公开与观点开放，这在以前不可想象。或许，正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公众质疑，在一点点拂去遮蔽在曹操墓上的覆土与尘埃的同时，也在一点点拂去尘封在人们观念、意识上的尘土。某种程度上讲，公众质疑成了此番曹操墓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有媒体就此评说，质疑是一个社会的活力，也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正是质疑，引发了对文化遗产的全民关注，也是曹操墓“挖”出的宝贵社会财富。

    纵观安阳西高穴曹操墓被发现的过程，可以看到难得的发布与质疑、论证和回应交互参照的情形。力挺者总试图攻击质疑者资格，以垄断曹操墓的诠释权。殊不知，这种动辄宣布别人外行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公众反弹。正是难以计数的“外行”们的声音汇成了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舆论海洋。他们质疑考古操作程序，质疑认定证据链的完整，甚至质疑地方政府发布背后的逐利动机……可以说，众声喧哗的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外行”。

    眼下当务之急，似乎并不是匆匆辨出曹操墓的真假，而是应该建立一套学术的、文化的规范。真假之争并无更多学术价值，倒是以此东汉大墓为底色，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是正题。此前，曹操高陵考古队长潘伟斌在回应质疑时表示：“墓中出土的重要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这需要时间。”既然研究尚在进行，何必匆匆宣布成果？可见，类似的重大科学发现，如何在民意充分参与、公众坚持质疑的情形下发布而不走样，如何被公众主动信任而不是强迫公众信任，值得深思。

    遥想殷墟考古，从1928年以降，绵亘八十余年的考古发掘，既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端之作，也是典范之作，至今让人心怀敬意。探其根源，正在于当其事者严谨的科学精神，经得起质疑的操作范式，以及不事浮华、孜孜、甘于寂寞的文化情怀。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尹达……这些在后世熠熠生辉的名字，在当时却是寂寞的、沉静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团队，前赴后继，用探铲、镐头和笤帚，使沉没于历史文献数千年的殷墟呈现在公众视野。今人思之而不鉴之，徒留浩叹。

    学术总得有点学术的样子，文化总得有点文化的范儿。衡量一项学术成果不再仅仅需要“历史的考验”，首先要通过的，便是生活在当下的公众意见。围绕曹操墓的再度激辩，不是坏事，或许，这样的激辩真的能够促使辩论各方沉下心去，也算对学术、对文化精神的一点奉献。

    然而，放眼国中，类似喧嚣并非仅仅止于一座汉魏大墓。回眸过往，古都北京，在声情并茂的文化建设口号下，大批承载文化信息的胡同、四合院还是永远消失了；杭州西湖，那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一直宣传“还湖于民”，然而，林立的会所正在使西湖变成富贵者的天堂。而最近，多个名人故里之争更是甚嚣尘上。最新的争战是山西娄烦县发愿建设孙悟空故里，当地这个名为“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的项目，据说占地达到7000多亩。为什么当代中国各地一面挖空心思坐实名人、名鬼故里，一面却毫不犹豫地拆掉名人老房子？原因很简单，风气的养成并非一时一事就成，而“形象工程”却可以迅速见到成效。从种种范围广、声势大的争执之中，可以看到不加掩饰的经济利益考量，可以看到行政力量影影绰绰的魅影，更可以看到文化情怀的堕落。

    文化建设、人文塑造是一个长期的、寂寞的甚至是艰苦的过程。里边不会有鲜花和掌声，也不会有各种现实的回报。也因此，在讲究快速成功的当今，这样注定只能进入历史的努力不会被人记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更快捷的通道。细心分辨，喧闹中，学术往往失语。舞台中心闪展腾挪的，大都是类行政官员、类学术人士。真正的学者，要么不屑，要么不愿，而正因为这种退让，使得时下的文化论争缺文化、少品质，似是而非，真真假假，只看到一地鸡毛，却很少感受到文化的温润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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