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理市国道214线上关至五里桥公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公路建设部门和施工方擅自施工,在南北城墙分别开挖了6米、8米的施工便道,穿过大理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首关遗址,造成龙首关南北两道城墙夯土墙体损坏约30米。“这是一次严重的违法事件”,大理市市长马忠华说,“从州到市,我们绝不掩饰、护短。”走马上任70多天的他,用“伤心、痛心、羞愧、欣慰”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发展,导致具有重大历史和人文价值的文物、古建筑设施遭受破坏,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然而,制度性设计和预防上的“缺位”同样难辞其咎。实际上,古代设施和建筑究竟如何保护,以什么样的标准保护,目前各地做法不一,也缺少一个权威性的标准和规范。
因此,尽快构建一整套严格保护各地古迹名胜、古代建筑等有重大价值的历史遗产的制度,其实比接受一名市长发自内心的“羞愧”和“道歉”更有实际意义。
日本在制度构建上比我们起步早。1950年,日本在世界上率先颁布《文物保护法》。日本古建筑修复采用传统方法,连斑驳剥落的地方也不加掩饰涂彩,刻意保留岁月的印迹。据说,《三国演义》电视剧组为再现三国时期历史古迹风貌,还特地到日本参照学习。中国佛教大师赵朴初也曾对日本的文物古迹保护予以高度赞誉,称赞日本京都“堪称此邦不忘本,保护文物到无形”。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如何保护历史传承,如何让传统与现代完美契合上,同样以制度性的建设走在了我们前面。
妥善保护好祖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迫在眉睫。地方官员在发生问题之后的“羞愧”当然是一个可喜的信号,但我们不应就此止步。尽快让制度和法律发挥作用,而不是仅靠官员的“羞愧”和“自觉”,才是对古代建筑、古文物和遗址的高度负责,也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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