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定都大兴城后，更名大兴为长安，同时将大兴宫、大兴殿和大兴门，分别更名为太极宫、太极殿和太极门，大兴苑更名为禁苑。从唐太宗时起，长安城陆续发生一些变化。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在宫城东侧北郭墙外的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作为太上皇李渊避暑的离宫。翌年（635年）改名为大明宫。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因患风痹病，嫌太极宫低洼湫湿，屋宇雍蔽，大规模扩建大明宫，并改名为蓬莱宫。咸亨元年（670年），又改名为含元宫，但不久即复改回为大明宫。唐高宗扩建后的大明宫，规模与太极宫不相上下，建筑之弘壮则往往过之。唐代除高宗以外的历朝皇帝（玄宗除外），都是以大明宫为主要宫寝，只是在举行一些特殊的重大典礼时，才依循礼制到太极宫中举行。随着君主住所的迁徙，太极宫中的一切附属设置也随之转移到大明宫中，如大明宫中的少阳院，即是相当于太极宫东宫的太子寝宫。由于大明宫在原来的宫城太极宫的东面，这两处宫殿又分别被称作东内和西内。
唐玄宗李隆基原来居住在长安城东垣下的隆庆坊，登基后避讳改为兴庆坊，开元二年（714年），改建此坊为兴庆宫。至开元十四年（726年），又拓展兴庆宫，占据了北面永嘉坊的一半和西面胜业坊的一部分。天宝十二年（753年），又大规模修筑兴庆宫的墙垣。开元十六年（728年）以后，唐玄宗基本居住于兴庆宫内，故兴庆宫又被称作南内。兴庆宫仅兴盛于玄宗一朝，以后即冷落衰败。兴庆宫内有引龙首渠水汇注而成的龙池，是长安城内仅次于曲江池的水泊。
随着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兴建以及其他实际情况，宇文恺过于理想化的城市街道坊市形态，陆续发生一些变化。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开在外郭城北垣上，门南面正对翊善坊，坊墙如同影壁遮挡着宫门。为此只好将翊善坊和它南面的永昌坊从中一分为二，辟出通道，连结到皇城东面延喜门与外郭城东侧通化门之间的东西干道上。兴庆宫扩建后，占去永嘉、胜业两坊的一部分，开元二十年（732年）时在兴庆宫西南角修建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为拓展楼下地面开辟广场，又拆毁其西南面东市的东北角和它南面道政坊的西北角。城东北角的永福坊，在玄宗先天年间，筑入苑地，作为专供皇子王孙居住的宅院，名为十六王宅。这便阻断了沿东城墙和北城墙下伸向城东北角的顺城街。至唐宣宗时，为方便从曲江池去往新昌坊的青龙寺，又将曲江池与新昌坊之间的升道、广德、立政、敦化四坊一分为二，从中开出一条新路。至此，隋大兴城“畦分棋布”的街坊布局形态，已经大为改观。此外，唐代在外郭城北面的芳林、广化二门中间，又新开一座景耀门，这是外郭城垣较大的变化。
隋唐长安城内各区域人口居住疏密很不均衡。沿外郭城南垣的四排坊，除城东南角曲江池附近因辟为游览风景胜地而比较繁华以外，其他诸坊都很少有人居住，往往是“烟火不接”而“耕垦种植，阡陌相望”。这也是宇文恺在规划时刻意追求平面布局形式的气魄和完美所造成的缺陷。长安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市区的北侧，尤以东、西两市周围地区最为繁华。
长安城外郭北垣诸门都通向禁苑，日常出入使用的是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这九座城门除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为五个门道以外，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道，中间的一个门道很少使用，可能只供皇帝出行。一般出入分别走两边的门道，“左入右出”。街道的宽度，根据交通需要，分作几个等级。第一级是连同几座主要城门的街道。除了东西两侧靠南头的延兴、延平两门，由于城南部人口稀少，这两座城门离城外东西方向的大道也较远，行人比较稀少，因此街道宽度一般外，与东、西、南三面其他几座城门相对的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皇城朱雀门到外郭明德门之间的大道最宽，达150米左右。这条大街向北，一直贯穿到宫城朝廷正殿，设计这样的宽度，不但凸现出朱雀大街的全城中轴线作用，还显示出强化皇权核心地位的用意；另一方面，隋唐两代都在明德门外设有天坛，皇帝登坛祭天德的仪仗规模浩大，普通宽度的街道很难容受，也需要这样一条宽阔的道路。第二级是城中大多数道路，宽度在40至70米不等。第三级是顺四面城墙下的道路，宽度在2·5米以内。长安城内街道两旁大多挖有水沟，以排除路面积水，但因地面系颗粒细小的黄土，稍遇雨水，即泥泞不堪，排水沟也无济于事，晴天则车马一过，便尘土飞扬。为保持路面的干燥清洁，唐天宝三年（744年）以后，在一些主要街道的路面上，铺设从浐河岸边运来的河沙，起到了“风吹无尘雨无泥”的作用。为防止路沙散逸，在道路两旁筑有低矮的土垣，当时人称之为“沙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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