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遗迹

    通过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从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这种探索便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深深地改变着我们的古史观和文明观。从盲目的疑古到科学的考古，从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这些认识观的重大改变均源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有关中国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动力等问题还有待考古学的进一步回答，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文明并非只有中华文明，但其他古文明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中华文明至今未曾有过断裂，一直迤逦绵延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道德规范等，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唐尧时期就已具雏形。陶寺考古无疑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证，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比如，2003年陶寺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此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据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还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观测与记录，显然总结不出这些亘古不变的规律。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恰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无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唐尧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性质。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因为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陶寺遗址-参考文献

    1、《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2、《考古》，1983年1期。

    3、高炜、高天麟、张岱海：《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

    4、《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5、《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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