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最后一位主人溥仪，在国民军军警和炮火的威逼下，带着婉容和一大帮侍奉他们的宫人，就这样狼狈地离开了故宫。约半年后的1925年5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俞平伯参与了查点储秀宫遗物的工作，并在《杂记“储秀宫》中做了如实记载：“东边为卧室，西边为浴室梳洗室……极东之一室颇空虚，有铁柜一，壁上有电话机，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注目的东西。紧邻正屋之东室，乃是卧室。南向落地罩子内，一炕铺垫至华软。帷帐绯红色，上罩绿帐沿，亦颇煊烂。向外正中有额为“万福之原”。北向临窗一大炕置书籍杂物，更有一炕桌，上置苹果半个，是仓皇出走时，未食毕而投之之品，乃一有趣之故实也。”

    溥仪离开故宫，变成平头百姓，但故宫没有变，那高耸的城楼，恢弘的宫殿、朱红的高墙与大门依然光鲜，直至今天，故宫已成为国人心中永恒的文化符号。每一扇朱红大门的背后，都虚掩着数不尽的秘密，每一檐角，每一木石，每一砖一瓦、一窗一椟、一桥一廊，都昭示着古代建筑艺术的伟大与神奇。

    建都北京：金陵王气黯然收

    这是一篇有关故宫建筑的稿件，在动笔之前，我曾先后几次来到故宫，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悟和惊叹。故宫之大、之美、之富丽庄严，令我第一次踏入此间时，忽生茫然，稍顷，又倍生敬意和自豪，深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技术的发达与高超而感慨万端。最后一次进入故宫，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9点左右，我自北面的神武门入宫，边走边拍照，但直至中午，中轴线尚未走完。在乾清门前面伫足小憩，看到烈日下依然是熙熙攘攘、兴味盎然的人群。

    几次到故宫，最先打动我的依然是这句话：“多少清宫玄秘史，尽在深宫不言中。”其实，故宫的建造者并非清人，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家黄希明先生介绍，故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建造。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发动兵变，攻入南京城，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当时的国都南京，沐浴在江南烟雨中，看上去一片平和，但背后隐藏着的杀戮和血雨腥风却一刻未曾停止过。朱棣即位后，一日上朝，当时的御史大夫景清忽出班行刺，虽未伤身，景清被杀，并株连九族及乡人，却使朱棣愈发怀念自己曾经的封国——北京。尽管与王气尽显的古都南京相比，北京在当时明朝的版图上，只是区区一个布政司，人烟稀少，且面对着对中原虎视眈眈的草原蒙古铁骑大军，但自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以来，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那里，那些为他打天下的心腹，也与他一样，对北平充满感情。为此，他决定在北京建都。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在8月的一天，当朱棣派遣郑和率船队离开宫廷“下西洋”时，宫廷内的朱棣又发起了一件大事。明典籍中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淇国公邱福等请建北京宫殿备巡幸。”而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由此可见，明成祖朱棣已在永乐四年下诏，次年在北京营建宫殿，并着手为营建筹集木材及砖瓦石料等。

    但由于当时朱棣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北部边疆为蒙古鞑靼所扰，民心未安；且国家财力尚不雄厚，运河尚未疏通，交通不便；另外皇后徐氏病故，赶建长陵于昌平，也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一拖再拖，直至永乐十四年。

    据《明成祖实录》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复诏众臣议营建北京……各衙门尚书、都御史等官复上疏曰，‘陛下嗣太祖之位，即位之初，尝升为北京，而宫殿未建，文武群臣，合词奏请，已蒙俞允。所司抡才川广，官民乐于趋事，良才大木，不劳而集……然陛下重于劳民，延缓至今……今漕运已通，储蓄充溢，材用具备，军民一心，营造之辰，天宝启之。伏乞早赐圣断……以成国家悠久之计，以副臣民之望。’上从之。”颁诏10载之后，声势浩大的北京宫殿营建工程终于动工。永乐十八年11月，北京宫殿建成，明成祖朱棣迫不及待下诏迁都。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先后曾入主24位帝王，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轮番更替的24位帝王在故宫的建筑上都花费了大量心血，因此才有今天这种独一无二的总体布局。宫殿以南北方向的中轴线贯穿，清灭明后，保留了这种格局，只是对其中的单个建筑进行了修造，并增添了诸如后花园等建筑，强化了整体的美感和庄严气象。虽然这种保留与增添体现了清王朝在文化上的专制，但似乎也显现出清朝统治者在人文观上的进步。

    时隔6个世纪，当我再次穿梭在这片红墙碧瓦之间，看到往昔人烟已逝，此地空余故楼，心中不禁感叹。然而，虽然人人慨叹故宫之建筑巧夺天工、举世无双，但真正了解其精髓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正如黄希明先生所言：“中国古建筑文化博大精深，只有我们未发现、没有认识到的，没有古人想不到、做不到的。”

    中轴线：王者必居天下中

    中国古代建都均有一定的规制，而历代建都尤以尊礼为先。正如《荀子·大略》所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在古代，“中”是最为尊贵的方位。《吕氏春秋》也有记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而故宫恰好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中心，这也正遵从了“择中而立”的思想。由于我国的建筑理念中还有“坐北朝南”的传统，因此，故宫在营建之始便立下了“居中而建、坐北朝南”的格局。

    明朝时，以故宫的前朝三大殿（即现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廷的两宫一殿（即现在的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殿）为全城中轴线的中心，向南北延长。午门为故宫正门，中轴线自此一脉向南，经皇城正门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到大明门，其间是宽阔的御路，两侧是整齐的廊庑；再向南至内城正门正阳门，后增建外城又延长至永定门，其间是长4600米的宽直街道；中轴线北行路线：自北门神武门延伸，至景山，经地安门，抵达钟楼、鼓楼，长3000米。南北中轴线合而为一，长达近8000米。

    明代在故宫的设计上还严格遵照了周礼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设计，即中轴线的左侧建太庙（祭祀祖先），右侧建社稷坛（祭祀土地和五谷）；在天安门外千步廊两侧，设置办衙署；在正阳门外和永定门之间轴线的东侧建有祭天建筑天坛，西侧设祭祀先农的先农坛。这些建筑的空间序列，使中央王朝的中心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

    清朝时，这种体现得到强化。清朝的建筑风格具有统一性，其中轴线两侧，整齐划一、十分对称地分布着亭台楼榭、殿院桥廊，看起来很刻板。梁思成先生曾指出，其指导思想来源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工部刊印的《工程作法则例》。在严格的“则例”下，清朝工匠强化了宫殿的整体“表现形式”，即凸显了建筑群的魅力，而非单体建筑的魅力，因此，这种“刻板”反倒有效地彰显了巍巍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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