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器具

    清代所用的防火具主要有：木水桶、铜缸、激桶等。西洋激桶，则是始于清代半机械性的灭火器。关于西洋激桶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口授，中国学者王征笔译绘制的《远西奇器图说》中，就介绍了西洋激桶的构造及操作方法。当时称这种灭火器为“水铳”。这是17世纪西方先进的消防器具。此激桶主要由一个小箱、两个吸水筒、两个出水筒、压梁、总出水管等几部分组成。其中吸水筒内均设有活塞，出水管可四周旋转，使用时压梁两端数人举起下压，吸水筒内活塞将水抽入，再经出水筒打出。与此同时一人手持总出水管，使水随时喷向燃火点，最终达到快速灭火。西方激桶虽然体积笨重，结构较为复杂，但却有喷水射程远、速度快、灭火性能强等优越性。难怪《远西奇器图说》中特别强调：“此水铳可以灭火……火力正胜人不可近，但有此器则五六人可代数百人之用，又不空费一滴水，不拘多高多远，皆可立到，有似大雨喷空无处不沾，不但可灭已焰之火，仍可预阻未燃之火。”

    西洋激桶何时在宫中制作，现在仍然还是个谜。一般人认为宫廷承造激桶是在乾隆年间，主要依据是《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营造司》“成做激桶条”中记载的：“凡遇各处来文应行成造激桶之处，俱按照乾隆五十五年呈明文例，每架共用物料工价银六十五两二钱四分九厘。”依其耗银推论，制作的当是西洋激桶。又，嘉庆二十年(1815年)“宫内各处安设西洋激桶三十一架，叉(岔)子激桶一架，共计三十二架”。

    但就笔者所掌握的一些情况而言，并不排除清初就已制作西洋激桶。理由是，《清稗类钞》“水龙”条中写到“顺治初，上海唐某得水龙之制于日本”。再据《李朝实录》：“观象监启请制西洋水铳器，上从之，本监官员许远入往燕中得来，乃救火灾也。”这是记录1723年清政府赠送朝鲜激桶的一条史料，时值雍正元年(1723年)。又，清初康熙皇帝，是一位热衷追求西方科技，使之服务于宫廷的帝王。在他当朝时，曾由清宫造办处制造“兽耳八卦铜壶滴漏”。漏壶结构大致是将播水壶和受水壶统一在一个铜壶内，播水壶内设激桶，桶内有活塞，利用活塞可将受水壶中水重新抽到播水壶中，水如此循环往复使用，解决了滴漏计时中添加水的问题。针对这一科技实物，有关专家认为：滴漏中的长柄活塞的装置，可能是受到水铳的启发而来。可以说铜壶滴漏制作技术比起明末介绍的水铳技术要复杂得多。

防火设施

    宫内防火建筑，是进一步落实防火灭火的重要保证，清代宫殿内较为突出的防火建筑也有很多。

    内金水河，为明代开凿建成。对于金水河的效用，明代史料中记载：“是河也，非为鱼游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水实可赖。天启四年(1624年)六科廊灾，六年(1626年)武英殿西漆作灾，皆得此水之力。”可见金水河之水，是宫内灭火的重要水源。清代在消防中仍得益于此河。

    防火墙，即是以墙的形式达到隔火、灭火目的。防火墙一般建造在皇家要冲之地，这样一旦发生火灾，便将熊熊火焰断然隔开。至今故宫建筑中，仍然留有防火墙。后三宫分别在凤彩门与龙光门以南，端则门与基化门南的1.6米处，就设有隔火墙。这些隔火墙由于构思巧妙，从外观看其与周围建筑无异，但细心察看，方可看出梁、柱、枋、斗拱、椽飞和望板全部用石料雕刻而成，未施加一丝木材。根据建筑行家鉴定，为宫殿内原始建筑。

    风火檐，又称为封护檐。其特点是将宫殿顶部的梁头或斗拱等木构件不暴露在外的建筑手法。这是始自雍正年间的一种新型防火建筑。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看到乾清宫附近做饭值班房内时有火星飞溅，高达木房檐，为确保防火安全，特降旨“速将围房后檐改为风火檐，即使是十二宫中的大房，有靠近做饭的小房之处，也行改成风火檐。”这种建筑在高大宫殿中只是小小局部的改变，但它却能抑制火灾的发生，可谓意义非同小可。

防火机构

    清朝自进鼎起，每日黄昏在乾清宫高喊“搭门，灯火小心，下钱粮”。一声即出，各殿呼应四起。清宫虽为朝廷政务要地，但绝非太平世界，曾经发生过太监用扫帚木板纵火，遮阳席片失火等等情况。这些人为的火灾困扰着宫殿建筑及人的生命安全。此外，宫内照明灯烛用火，做饭用火，供佛燃香用火，冬季取暖烧炭用火等等，不一而足。明火到处可见，这些都是构成火灾的最大隐患。针对这一现实，朝廷中除备有必要的消防器具及相关的建筑外，在行政上还组建了防火机构，即防火班。

    防火班又称激筒处，为内务府下属机构，始建于清初。康熙朝中期就已成立防火班。当时是由体力健壮的太监组成：主要职责是巡逻、看守明火处，遇有特殊情况，立即行动。

    清代有关内火班制度尽管各朝有所变化，但对火班人员(圆明园火班人员在内)在灭火职责上却有共同的要求，即平素勤加演习，熟练操作灭火器具的技术；按规定存放灭火器具并随时检查灭火工具，遇有损坏及时修理予以更换；遇有火灾即赴现场，务必凭腰牌出入，事后放行必须核对腰牌，不断提高火班人员专业素质，不能假冒顶替，一旦违例，必严惩不贷。

    防火班是朝廷调动宫内多数人员积极参与防火灭火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其实，在防火班的背后，还有一个作用远胜于宫内防火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清帝的防火意识。历代皇帝尽可能做到随时警惕防止火灾的发生，防患于未然。对已发生的意外火灾给予及时解决及严肃处理。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后，康熙皇帝立即提出：“宫内各处灯火最为紧要，凡有火之处，必着人看守，不许一时少人，总管等不时巡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针对北海五龙亭失火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又谕：“守巡官员兵丁，尽皆旷误，凡诸守视之地，以有关系始设官员兵丁，若此怠忽，将来流弊，其何底止？可敕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等，嗣后各于本旗官员兵丁守巡处，身往不时巡察，有旷误者，当参奏则参奏，当笞责则笞责之。步军统领等，巡察该官员步兵之便。其马兵守视处，并令巡察，至于米仓，所系重要，尤宜敬慎。稍有疏虞，守视官员兵丁，必戮无赦。其下八旗都统等，遵行毋怠。”

    雍正帝在执政时期，尤为重视宫内防火。凡与火有关之事，他都认真对待，丝毫不放过。雍正初期下旨造办处制作、维修激桶，并于雍正五年成立了宫内防火班。同年，他下旨：“每日备用水桶，查火之时桶内有水方许散，若无水必着本作内多留人看守。”他针对乾清宫两侧的日精门、月华门向南一带围房后面的做饭值班人员说：“虽尔等素知小心，凡事不可不为之预防。”又将有可能酿成火灾的风火檐隐患，通过改建给予合理解决。在救火人力调动上，将造办处治水救火的太监重新整编为十队，每队派头领一名，并严明纪律，以便到火场中必不紊乱。除部分太监负有灭火之责外，还从履顺门护军内、顺贞门护军内、紫禁城三旗所属之直班马甲内、各处直班执事服役人内、仪卫直班校尉内，精选兵丁，严加训练，也令其负灭火之责。据雍正七年(1729年)统计，清宫的防火灭火队伍多达一千余人，管辖着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体仁阁、景运门、隆宗门、中左门、中右门等37处重点处所，由此形成了朝中庞大的防火网络。

    乾隆在位60年，其间皇宫及京城皇家园林未发生重大火灾，这与乾隆时刻清除火患分不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上谕中指出：“九月初四日三更后，寿安宫内廷遮阳席片失火，外面护军巡更看见，急唤开门，始将首领太监等警醒，讵伊等竟不开门，自行扑救，幸是席片烧毁易于扑灭，倘火势稍不能救时，始行开门，岂不迟误了。嗣后凡宫内廷倘遇此等意外之事，该总管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救，如不即时开门，必将该总管等从重治罪，将此旨传谕内务府总管一并记载。”

    嘉庆帝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议定了宫廷中内火班章程以及圆明园处防火细则，直至清末，依然执行。

    光绪帝正处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但他仍不淡忘防火的观念。他曾在十四年(1888年)上谕中指出：“紫禁城向来设立火班官兵备预不虞。近年以来，日就废弛，器具等项亦不全备，及应认真整顿，着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妥议章程具奏。”至十五年(1889年)，在光绪批准下宫内采买头号、二号西洋激桶各四架，并重新议定火班八条章程，及规定火班值宿等事宜。

    正是由于历代帝王时刻注重防火，并不断强化朝中的防火机构，才得以使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继500余年后，依然焕发着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