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岩籍贯之争

    ……说（胡）光墉为徽州绩溪人不误，为杭州人亦不误，何故？一祖籍，一现籍耳。根据明清政府的规定，凡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二十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入籍当地。故而徽州人所到之处，纷纷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不少侨寓异地的徽州）人的现籍虽非新安，但在自我感觉上却认为自己还是徽州人。（《读书》1996年第五期）

    关于祖籍，不是一个可以纯粹用多少年或多少代来计算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当事人及其后裔的祖籍认同感及其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他们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侨寓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往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留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侨寓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

    胡雪岩祖籍绩溪胡里（今湖里村），对此，迁居杭州的他有着明显的认同。光绪八年（1882年）胡里胡氏与邻村王姓因中王庙发生纠纷，胡里人利用“富绅胡光墉”的名势，与王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邻村生员王含贞等禀称：

    ……江西候补道胡光镛迁杭已久，原籍族谱有虚有实。

    在这份湖里民间保存的《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中，即使是胡氏的对立面也很明确指出——胡雪岩系从胡里迁往杭州，胡里正是胡雪岩的“原籍”所在。从中可见，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深深地卷入了绩溪胡里的这场纠纷。由此亦可看出，胡雪岩对于绩溪胡里有着强烈的祖籍认同，否则，他何以要在绩溪中王庙的诉讼纠纷中出头越控？

    更为重要的是，早在胡雪岩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到访胡雪岩芝园的徽州人，就已经证实他的祖籍出自绩溪。

    稿本《南旋日记》胡雪岩同时代的证言

    去年，我在皖南收集到一册清代稿本《南旋日记》，内有一段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林的记载，这是考证胡氏祖籍徽州绩溪最为过硬的第一手资料：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谈及胡氏花园，飰罢，即嘱韶五兄偕余及禹翁、矩兄、其兄进城往游。园名芝园，主人名光镛，字雪岩。未至门，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至门，韶五叩问阍者：胡姓师爷可在内？阍者答以在家，并指点其住处。旋至大厅，胡君出见，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人甚朴诚，坐谈片刻，即嘱价带游芝园。其大厅上悬御赐“勉善承荣”扁额，进大厅后数武，见两（石）门，一额左图，一额右史，左图为内宅花园，右史即芝园，有两花厅，楼极高耸，画栋雕梁，五色炫目，厅前有鱼池，以红丝磁琅为栏，旁砌假山，中嵌名人石刻，池畔两亭对峙，木刻楹联书法甚佳。过亭穿石而上，另有一亭，为宸翰亭，较之厅上之楼尤为高耸，凭栏而望，满城屋宇如在井底，城隍山、西湖皆望可尽。惜楼过高，且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而弹琴、下棋及吟诗、作画之室，俱付阙如，据云用去朱提百万方克蕆事，以予观之，实觉俗不可耐，不堪久留。良以园主（乃市井中人），胸中邱壑，故布置未能适当耳。欲作一诗以形其景，姑俟之异日……

    该段描述，是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芝园的珍贵史料。据此，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

    “乙亥”即清光绪元年（1875年），其时，正值胡雪岩的事业如日中天。芝园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得名据说是为了纪念胡雪岩的父亲胡芝田。从《南旋日记》中的文字来看，日记作者与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提及，管园的胡姓师爷为胡雪岩的侄辈，“是绩溪人”，仅此一点，即可反映胡雪岩的生平来历。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这种特色迄今仍体现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间。另外，园内建筑“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见，这个耗资百万两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

    本来以为，第一手新史料的发现，胡雪岩的籍贯之争问题已然解决，从此可以不必再费口舌争论了。不料，高先生却提出异议：

    新焦点在王振忠的文章中，认为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新证据就是——胡雪岩故居里的芝园铺着“阔而且洁”的石板，乃是徽派建筑。……王的观点是错误的，胡雪岩故居是杭州传统建筑及部分西欧装修结合的晚清建筑，并非徽派建筑。（新华社浙江网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报》）

    如果没有读过我的原文，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我的论证逻辑是“石板－徽派建筑－祖籍”，而在事实上，这完全是故意曲解我的论证过程。事实上，在我的考证中，《南旋日记》提及的胡姓师爷为“绩溪人”才是立论的重点，建筑则并不是重点。因此，高先生认为我以徽派建筑来断定胡雪岩的籍贯，根本不是事实，完全是他避重就轻的曲解。不过，既然高先生对“古建筑”颇有偏好，在此，我也很愿意与他讨论一下古建筑的问题。

    徽州文化与杭州传统建筑

    高先生以为：即使是外地人到杭州，也只会入乡随俗，按照杭州的“传统建筑”建造园林和房子。事实上，这种见解完全是错误的。著名的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就曾说过“少时见杭城建筑，其构架有不类浙中者”，其中尤其是以湖南会馆最为典型，这与太平天国之后在浙江活动的湘军有密切的关系，故此，“建筑犹湘中做法也”。可见，在杭州，外地人根据家乡风格修建聚落，并非罕见的例子。陈从周是杭州人，他从小就听长者说过许多胡庆余堂的旧闻。他说：“胡（雪岩）为安徽绩溪县人，徽州府所属产药，采购亦方便，其名渐驾叶种德堂之上矣”。在《梓室余墨》一书中，陈从周曾多次述及徽州风俗习惯对杭州城市的影响。而在事实上，外出的徽州人在侨寓地构建徽派建筑，这在明清时代司空见惯，“徽式新屋”甚至一度风靡全国各地。

    《南旋日记》的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对此，我之所以解读为“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是因为民国《歙县志》曾指出：徽州歙县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虽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这种城乡景观，在徽州人所到的聚居经商之处也随处可见。就杭州而言，从徽州沿新安江而下，便到了杭州，钱塘江滨有“徽州塘”，便是徽商登岸之所。杭州的南北二山，原本是杭州居民坟墓集中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纷纷“在此图葬”，“冒籍占产”。清初，“徽歙人南迁吾浙者数百家，至今严、杭、绍兴沿江诸邑，其后裔聚居犹蕃”。在这种背景下，杭州城市所受徽州风俗文化的影响亦极深，对此，陈从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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