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刚刚进入21世纪，我们又迎宋了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盛事。作为一名几乎与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文物工作同时成长起来的藏族文物工作者，回顾过去五十年来西藏文物工作之辉煌与个人从事文物工作之甘苦，不免思绪联翩、感慨万端。 

    西藏的文物考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前50年仅仅是意大利的杜齐、法国的石泰安、英国的黎吉生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单枪匹马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进行的一些随机、零星的考古发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缺乏深入和不够系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正式成立文物管理小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独立自主地承担起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重任，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抢救、保护了大量的社会流散文物。80年代初期，我区文物工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继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夏鲁寺、桑耶寺等维修工程之后，1989年，国家拨巨款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抢救加固维修工程。1996年，国家文物局再次派出专家，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文物进行考察，并于次年拨专款对以古格王国都城遗址为中心的阿里文物古迹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维修。现在国家又确定了布达拉宫二期维修以及萨迦寺和罗布林卡的维修工程。总结这个阶段的工作，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物考古学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50年代以来，由中国科学院所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科考队)在一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配合下，对青藏高原的古地质地理、古生物、古植物、古动物、古气候等方面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一件细石核，这是在西藏境内首次发现的细石器。从那时起，科考队、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先后在定日县、藏北申扎珠洛勒、阿里日土扎布、藏北多格则、雅曲雅士、才多茶多、带碧让错、巴毛宗、确且宗、双湖、阿里普兰县玛法木错(旁玛雍错)东北岸、日土县帕也曲真沟及吉隆县戳错龙湖西岸、林芝地区墨脱县马尼翁、林芝星云、居木、加马拉、红光等地，多次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的遗址和遗存。 

    上述这些调查工作，并不是由文物考古学工作者进行的，所以在资料的获取上难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些资料的发现，却为中国文物考古学者开展西藏考古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五万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现在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从而为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藏族远古先民的来源问题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二，有计划进行的考古学的调查与发掘。1961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拉萨市彭波农场以东的坡麓地带，发现并清理了8座洞穴墓葬。这次小规模的发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汉、藏两个民族的考古工作者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从此揭开了西藏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在西藏考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96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组织下，70年代后期开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昌都卡若遗址和朗县列山墓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77年至1979年，在童恩正教授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对昌都卡若遗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总面积达1820平方米，出土有房屋、道路、窖穴、石祭台等各类遗迹，并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以及动物骨骼、粟类作物等类遗物。这次完全按照现代考古学规程进行的发掘，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982年3月，山南地区文管会藏族干部土登朗嘎在原朗县(今属林芝)境内，调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墓地。同年6月和9月，分别对墓地进行了两次试掘。墓地的总面积约81．5万平方米，共发现大小墓葬184座，在墓地还发现了石碑、祭祀坑、房屋建筑等遗迹。试掘情况表明，墓葬的结构、形制都比较复杂，很可能系一处吐蕃王室或贵族的墓葬。这处墓地的发现为寻找吐蕃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型墓地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个墓地从最初的调查发现到以后的初步清理，基本上都是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批藏族学者完成的，充分显示出西藏自治区自己的考古队伍正在健康成长。 

    由于受自然条件、技术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在本世纪80年代末之前，像上述这样有目的进行的、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开展得还不多，但较之5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工作，无论从资料的获取还是研究的手段与研究的质量方面，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给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开阔的思维空间。80年代以来，关于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空前活跃，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西藏高原及其周邻地区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可能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砾石石器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石器制作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应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放在整个东南亚石器时代传承中进行考察；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对吐蕃时期的墓葬作类型上的划分，提出可将吐蕃墓葬划分为香贝类型、杜布类型、普努沟类型，等等。这些工作，探索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将具体考古材料的观察尽可能地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90年代以来的10年，是西藏文物考古取得突飞猛进的10年。从8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近年来已改为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领导了自治区境内文物普查工作。这次文物普查前后历时8年，对西藏自治区境内地上、地下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西藏高原各类文物、古迹以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对现已查明核实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遗址与墓葬，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试掘清理，从而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这些新的考古材料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西藏历史时期，时代跨度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内容广泛涉及旧石器时代遗存、细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文化遗迹、古代岩画、古墓葬、佛教寺院及石窟寺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城址等。无论是在地域分布范围方面，还是从材料的丰富程度方面，都全面超越了以往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所做的工作。 

    在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与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联合组队，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了一些田野考古工作。如吉隆哈东淌、却得淌旧石器地点的调查与发掘；雅鲁藏布江流域打制石器地点的发现；曾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拉萨曲贡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石丘墓、大石遗迹、岩画的发现与发掘；阿里古格故城以及托林寺的调查清理；阿里皮央·东嘎佛教石窟寺与佛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等一系列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考古工作，都是在这近十年间进行的。总结以往的成绩，展望未来，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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